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调到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惨遭损失而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他和参谋长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戡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做法！"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瞿秋白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瞿秋白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瞿死意已决："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自忠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在，增援反扑，务要消灭张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自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战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九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冒犯蒋介石，蒋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遇罗克有诗，赠友人：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江小燕获悉傅雷夫妇弃世的消息后，瞒过父母，冒险去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工作人员被她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她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报告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她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聪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