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看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复古谬论，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黄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中山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的学生刘节等人请陈撰文纪念，这就是有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他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故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问："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生气了："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他才缓和下来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权兴在巴黎读书，看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直至神经衰弱，终于在一次散步时晕倒，大病一场。病中大热大泻，昏昏沉沉，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他遨游空中。他后来觉得"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几次用'金发'做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说："我的笔名之所由来，完全是一个梦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