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慨："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的收买操纵之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在广州无法主事，便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发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有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他们经常夜里到某同志家去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他们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人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独秀才不再谈牌经。
孙中山辞世。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锺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孙中山，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