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
我又雇用了两名分析师，更换了办公地点。直到1975年，美国政府对《证券法》进行了修订。我意识到这会对我的公司造成重大影响，于是缩小了公司规模，决定进军贴现市场。1975年5月1日颁布法案，经纪人可以拥有贴现佣金。所以，我登上了5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其他公司也同时进入了贴现市场。当时有条规定就是，交易股票价值超过30万美元的贴现率由证交所决定，他们同时也决定我们的贴现费用。如果价格高于或低于25%就属于大宗的生意，需要现场与人商谈并达成协议，我常常跑到交易大厅去现场交易。
第一个月的经营报告出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收入下滑了15%，我那阵儿忙得连去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
直到1976年年初，州长克里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对社会地位高的女性作出了承诺。“我希望有一位女性进入银行管理层，你是唯一的人选。”我无法拒绝他的邀请。但因为我的母亲在1976年去世了，我觉得自己无法承担新的工作。所以，直到1977年我才答应了他。我离开了华尔街。
把中国银行带入华尔街，我和宋庆龄
20世纪70年代，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那时候的通胀率是两位数，很多第三世界的小银行想要在纽约开设分行。在纽约有两种开设分行的方式：第一种是依照纽约州法律；第二种是依照联邦法律。对我来说，依照纽约州法帮助他们开设分行是很容易的。
当时，中国银行找到了我，他们想要成立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如果一家英国银行想在美国开分行，那是很容易的，因为美国银行在英国已经设有分行。但是中国银行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在这开设分行确实很困难。分行是具有完全运作能力的银行，但是中国不希望美国在中国开设分行。因此，中国银行在美国开设的只能是机构类型的公司，它由机构资金和国家资金出资，不能面向公众。它的客户只能是专业公司，它可以向机构、专业人士提供贷款，但是不能为普通人开设支票账户。
中国银行那时可以在美国设立特别办公室，办公室可以与任何人做生意，包括普通人在内。它可以代表银行进行贷款业务，不过它也是受限的。当时，中国银行邀请我到中国去，我是通过旅行社安排到中国的。我先到中国香港，之后再进入中国内地。我在那里见到了宋庆龄女士，她当时躺在家里的床上，旁边还配着氧气瓶，很虚弱，她是一位让人佩服的女性。中国银行还为我举行了宴会。之后，中国银行在纽约开了分行，依照的是联邦法。对此，他们对我表示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