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话可不对，现在虽然不许单干，但和从前打工不同，现在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生产的东西由生产队核算后分配给本队社员，这是集体合作，并不是给人打工。”李荫钟反驳说，地不是社员的，社员们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主，这和打工有什么不一样？春天种地的时候，种什么庄稼，什么品种，哪样种多少都是上边下指示，别说社员，连生产队说了也不算。他举我亲眼见的去年种B高粱那回事为例，地里的包米已经长出一筷子高，上边要求推广高产品种B高粱。这地方从来没种过这种高粱，不知能长不能长，再说种高粱节气已晚了。社员们不愿种，队里也主张明年再推广。可是上边一定叫种，到底毁了五亩玉米，种上了B高粱，到了秋后，只收了一些青高粱秆，一粒粮食也没收。上边下的指标，社员不种不行，可是种了没收成，上边就不管了。再说秋后分配，你的粮食定量是多少就领多少，粮食不够吃，想花钱多买点也不行。若不是这两年恢复了自留地，十家有八家会饿肚子。在农村当个社员，就是干活挣工分，别的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这和从前替人打工有什么不一样？
李荫钟对农村一些“左”的作法，譬如“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等，很有意见。他说，农村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大伙不明白，凭自己力气挣几个钱怎么就是资本主义呢。搞家庭副业不行，跑小买卖不行，办个小厂更不行，都是资本主义道路，要堵死。人民公社化那阵子更邪乎，要求“一大二公”，连养猪养鸡、房前屋后园子里种点菜也算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生产军事化，成班成排拉出去干活；生活集体化，连做饭的锅都砸了，支援“大炼钢铁”。各家各户排着队到大食堂领饭吃，那时候有个口号，叫“脱了裤子割尾巴”。社员们的“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干干净净，可也穷得精精光光。那以后放松了些，允许搞家庭副业，允许种点自留地，也允许办小厂，人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人人要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兴无灭资”，要“斗私批修”，把放给社员那点“小自由”又给灭掉了，批没了，就这样一阵紧一阵松，反复地折腾。这两年又有些放松了，恢复了自留地，允许养猪养鸡。可现时人们的口粮都犯愁，哪有粮食喂猪喂鸡鸭？养猪不喂粮不上膘，养成了老头猪；鸡鸭光靠打野食，下不了多少蛋。
李荫钟的情绪很不平静，很明显，他说的是气话反话，可是实实在在，一时很难找到理由说服他。
我回农村几年，有几件事感触很深。一个是农民生活问题。新中国建立23年了，可是农民生活并无多大改善。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首先看农民的住房。大多数的农民省吃俭用攒下钱先盖房子，一方面房子是可以几代相传的不动产，更主要的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传宗接代。我们那一带有个习俗，姑娘找婆家，男方家里必须有房子--专给新媳妇住的房子，否则不嫁。所以男孩子刚几岁，父母就给儿子攒盖房子的钱。1970年我被遣送回乡的时候，发现时隔30多年，屯子里的人多了，房子也多了，一条街变成了前后两条街，但住房比起30年前并无多大改观，像样的住房不过四五处，多是干部家，还有一家是贩运香烟的。吃的、穿的、住的也很紧巴，很多人家还没有脱离贫困状态。
另一个是集体和个体两种生产积极性的明显反差。在我们那个队，无故不出工的很少，但出工不卖力的却相当普遍，锄地的时候，除少数老年社员以外，年轻人都是在垅帮两侧拉锄，苗间过锄马马虎虎，挨着苗的草，老乡们叫“护脖草”，基本不锄，图的是省时省力。锄过三遍地正好是雨季，几场大雨过后，草和苗差不多一样高。自留地和队里的地相挨的地方，一眼就能分辨出哪块是自留地，哪块是队里的地。自留地苗齐苗壮地里没有草。而队里的地，苗和草“和平共处”，即使高秆庄稼玉米和高粱，艰难地从杂草中挣扎出来，高出一截，也显得瘦弱。东北无霜期短，我们那地方都是春种秋收，一年一茬庄稼。但自留地一般是收两茬，土豆和玉米套种，收了土豆给玉米追肥定苗。勤快人家可以收三茬，先是土豆和菠菜套种，垅上种土豆垅间种菠菜，菠菜生长期短，收了菠菜种玉米，收了土豆再给玉米起垅追肥，虽是两茬三茬，但因为粪上得足，管理经心及时，哪茬也不少收。一般的自留地收成要比生产队地里的收成高出一倍，甚至更多。有的老社员叹息说：“给队里干活若拿出给家里干活一半的劲儿就好了。”一些社员，特别是年轻社员糟蹋队里庄稼的现象令我吃惊。不是一回，至少有四五回，锄三遍地的时候，工间在地头休息，几个小伙子互相打闹，追逐到地里，踏折了很多高粱，还有两回在地里摔跤，压折了一大片。高粱玉米已经拔节，折断以后就不可能有收成，人们好像没看见，没人制止。有一回，李宝德说了一句：“糟蹋那么多庄稼，你们就不心疼？”打闹的小伙子回了一句：“又不是你家的，你管得着吗？”没有人接话，小伙子们照样打闹。到了秋天，有的人家把猪放到庄稼地里“吃秋”。“护秋”的人，有的看见装作没看见，置之不理；有的把猪赶出庄稼地也就完了，过一会儿，吃馋嘴的猪又跑回来了。即使队长知道谁家的猪，也不过是批评几句。对生产队的庄稼如此不爱护，而对自留地的庄稼，人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如果你损害了谁家自留地的庄稼，那怕只有一两棵，自留地的主人也要找你理论。推己及人，屯子里似乎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不损坏任何人自留地的庄稼。人们对公私的态度可谓天壤之别。
还有一个是生态破坏。我刚回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这个屯，周围的面貌全变了。这个屯背山面水，北边三里是北山，南边紧挨村边是汤河。原来北山上树木苍郁，常有野兽出没，我小的时候，没有大人带着，不敢走山旁的小道，害怕碰上狼。如今北山北坡--罗家堡子管的那边稀稀落落的还有些松树和杨树，南坡--我们屯管的这一边已经剃了光头，一棵大树也不剩，只好炸石头卖。汤河的两岸原来是清一色的白杨林，屯南的李家老坟原来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松树，粗的合搂都抱不拢。如今也都不见了，汤河发源于东山，西流注入辽河，河里鱼虾很多，我小的时候常跟大人在河边钓鱼，或者会上几个小伙伴用筐捞鱼，在河窄的地方打坝捉鱼。现时，汤河已经干涸，只有下大雨河沟里才有流水，雨过一两天河沟又干了。生态的破坏，不但影响了农田的水土保持，也影响了农民的副业收入。像我们这个屯，收入的来源主要靠平均每人2亩多的旱田，收下的粮食，交完公粮再扣除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各种提留就所剩无几了。听说东边山区有的生产队，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分配的时候还要倒赔钱，但社员都不敢不出工，不出工就领不到口粮。
自从合作化以后，农村政策越来越“左”，不适当地剥夺了农民生产甚至生活的自主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当然，对于这些重大的政策问题，我这个已被打入“另册”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只能遵循“沉默是金”的格言，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