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过三十多年，当年同在农场改造过的白石，已经成了河北省的领导干部，武某也在河北省工作。一次，白石到北京来，我向他打听武某的情况，白石说，武某回电台工作以后，仍然主持一个节目，工作不错，并且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说起武某“文革”期间写材料的那件事，至今仍替他感到后怕。白石说，当时武某也曾给他看过那份材料。我们两个是谁先看到的？因为都信守诺言，不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当时不知道，现在更说不清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白石看过材料以后和我的态度一样，叫他马上销毁，不要再给任何人看。这位老弟总算还有点理智，接受我们的意见，除了我们两个再没给别人看。如果这件事当时被人捅出去，他早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可能再回电台工作，也不能有他的家庭子女了。
“文革”期间，我算得上是就业职工当中的逍遥派，没有遭受批斗，也没有感受过什么压力，但我的内心同样是灰暗的，眼前迷雾茫茫。在这种运动的形势下，我的出路和我的家庭可该怎样办呢？
一天，和我住一间宿舍的管澡堂子的老孙下班回来，对我说：“我今天看见一件怪事，李队长叫我帮他家修灶炕，路过场部的时候，场部大院正在开大会斗场长，人们喊：'打倒刘少奇的黑爪牙。'学校的学生们还摇着小旗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刘少奇不是国家主席吗，还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怎么这老哥俩也打起来了？”
老孙是泥瓦匠出身，没读几天书，从不看报，也不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吃饭、干活、睡觉，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但刘少奇他还是知道的。刘少奇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听到有人公开喊打倒刘少奇感到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虽然从《炮打司令部》到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和《黑修养》，我已经明确地知道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但毕竟没有公开点名，而且批判是在上层和舆论界，这么快就在基层单位甚至在小学生中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是意想不到的。劳教农场这种特殊单位的基层领导和刘少奇根本沾不上边儿，居然成了刘少奇的黑爪牙。刘少奇从1956年八大以后就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的领导都和刘少奇有工作联系，更不知有多少人要受到刘少奇的株连而被打倒了。
由于我在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不多，经常派我干一些临时性杂活儿。一天，冯股长分配我和白石一起去丈量六队的耕地面积。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心里郁积着很多迷惑和苦恼，但不能和任何人说。白石是老同学，彼此了解，可以坦诚地谈出自己的思想。丈量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大堤下面坐下来，谈起“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说起场部开大会批判“刘少奇黑爪牙”的情况。刘少奇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接班人，现在竟喊出“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是什么道理呢？白石说：“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也令人不可思议，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入党以前，对历史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必须历史清楚才能入党，刘少奇是党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历史怎么会不经过严格的审查？”
我们谈了很多，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是把很多郁积于心的想法说出来，心情感到松快一些而已。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一年探亲一次。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交通拥挤，秩序也乱，我没有去贵州探亲。到了1967年，大串连的浪潮已经过去，有些职工探亲回来说，火车、汽车已不太拥挤。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发出的“最高指示”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外边是怎样的好法，我想走出农场这个特殊的角落亲眼看看，因为形势连着我的命运啊，另外，两年多没有回去了，家里人怎么样了？我是摘帽右派，当时造反派当中流行一句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宝珍和孩子是否受到了株连？我实在放心不下。8月份我请准了探亲假。
一到天津，就感到气氛和往昔很不一样，临街很多楼房挂着造反组织的“司令部”、“指挥部”，还有外地造反组织的“驻津联络站”、“驻津办事组”等大招牌，有的门前站着身着军装、佩戴红袖标的年轻人，耀武扬威，一副傲视一切的气概，不知是门卫还是造反派的接待人员。街上行人不多，有些商店关门停业，市面显得很萧条。天津原是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往昔的繁华景象已经不见了。
车站和火车上的秩序都比较乱。特别是北京站，因为北京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西南北在这里换乘的人很多，买不到车票的人就在站里站外席地而卧，吃完东西废弃的饭盒、包装纸、果皮、果壳丢得满地都是。买票大厅的秩序更乱，虽然各售票窗口前买票的人按惯例都排队，但一些年轻体壮的人毫不客气地把靠近窗口的老人和妇女挤到旁边，自己抢先买票，人们呼吼斥责，毫不济事，谁力气大谁就先买，始终没有路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维持购票秩序。我排了一夜的队也没买上票。幸亏遇上了一个转业军人。他排在我的后边，二十多岁，比我高出半个头，身体健壮。大概他看我穿着旧军装，就和我聊起天来，当他知道过去我曾参加抗美援朝，是前线记者，立刻对我亲热起来，说他哥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机炮连长，还立过两大功。他原是广西军区的，在警卫部队当排长，刚转业不久，他这次是到北京出差的，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贵定探亲。他立刻急起来，对他身后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说：“这位记者同志已经排了一夜了，这趟车再买不上票，还得等一天，记者同志太'守纪律'，咱们得帮帮他。”他叫我继续排队，他和后边那个穿军装的站到旁边维持起排队的秩序来。凡是有前边“加塞”的，两个小伙子就毫不客气的把他扯出来，叫他们后边排队去，“加塞”的人虽不满意，但看两个小伙子都穿着军装，而且年轻体壮，倒也没敢发作。这样，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到了窗口，我们三个人都买上了车票。到上车的时候也是两个小伙子打先锋，剪票以后，他们一路冲刺，远远在我之前上了火车。车厢里非常挤，我挤进车厢的时候，过道里和车厢的连接处都已挤满人，连衣架上也躺着人，可是先上来的两个小伙子居然找到一个座位，一定要让给我坐，说：“从北京到柳州要两天两夜，你到柳州还要转车，没个座位，不打个盹，是支持不住的。我们到了柳州离南宁就不远了，不用转车，在部队你是老前辈，就不要客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