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住所，最先见到的是原编辑部的郭游和杨平。郭游外形很瘦弱，个子不高，可是火气很大，直筒子脾气，说话不管不顾。我向他们两个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郭游说：“志愿军里哪来的反革命？大嚷大叫的火力倒挺猛，全是没有目标乱开枪。”我深知这老兄的脾气，他在三反运动中受过一些委屈，可能对政治运动有些抵触情绪。杨平这个年轻的见习编辑和郭游正相反，高大魁伟，赤红脸，浓眉大眼，从外形看是个标准年轻军人，可是他的性格却老实到有点窝囊的地步，上眼皮总是下垂着，一说话就脸红，是宣传部有名的老蔫。他只是红着脸笑，并不说话。
正在郭游高声大调地申明他的见地的时候，宣传科的助理员张山跑来了，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刚听说你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一些时间！”我说：“接到兵团的信，叫我尽快回来参加运动。”他说：“是啊，是啊，运动一开始，工作更忙不过来了，你再不回来我真有些吃不消了。”论关系，我和张山是前后同学。他是1944年从敌战区北平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的，我是1945年入华北联大的。他从联大政治班毕业以后就到部队搞宣传工作，有经验，笔头子也快。宣传科另两个助理员丁海和何秀敏都是年轻人，经验少，文字功底也差一些。宣传科长刘鸿飞原是县大队政委，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宣传科起草文件、编写教材等重要的文字工作主要靠张山。运动一来工作时间少了，一个人更忙不过来了。我回来可以分担一些他的工作。张山又热情地问我爱人考学的情况和几个熟人的情况，但没有提到原副部长徐逸人。这两个人性格作风截然不同，工作关系也不融洽。张山走后，我马上到宣传部长韩福贤那里销假。
韩福贤原来是政治部民运部长，在徐逸人回国以前就调到宣传部来了。徐逸人和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下边议论：丁主任是为了“改善”宣传部的领导，把不懂宣传业务但听话的民运部长调到宣传部来作徐逸人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部长里边，韩福贤的年纪较大，四十四五岁了，又高又胖，据说有“寒腿”的毛病，大热的夏天腿上也包着护膝。
我向韩福贤简单汇报回国休假的情况以后，韩福贤没有问我一句私事，就像在部务会上讲话一样，郑重地对我说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纯洁我们的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的必需的重大的战略任务，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全心全意地积极地参加运动。又把兵团党委对运动的部署、要求和运动期间的纪律等作了一番交待，最后说现在是运动第一，日常的工作由张山向你交待。
当时，我的情绪很高。参加革命以后，历次运动--土改、三查、三反，我都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正像韩部长传达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想颠覆年轻的革命政权，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对纯洁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我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肃反运动。
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宣传部的小组会，就发生了使我感到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导致了我和韩部长的正面冲突。
那一次小组会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召开的。参加小组会的有宣传科、文化科和电影放映队的全部人员。主持小组会的是张山，韩部长也参加了。
小组会主要是要大家揭发问题，发言并不踊跃，揭出来的也都是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有根有据的重要问题，会场的情绪并不热烈。不料，小组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场面。
“爆炸”是由电影队一个年轻队员小马的发言引起的。小马揭发张山背地里讲丁主任的坏话，说听丁主任作报告是活受罪，尽说车轱辘话，反反复复、啰哩啰嗦，简直是对听报告的一种精神惩罚。
其实，政治部一些年轻干部背地里议论领导--包括丁莱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点的人，并非稀有现象，而且小马揭发张山的问题，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料，坐在张山旁边的韩部长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摔，红头涨脸地冲小马，说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徐逸人成心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揭发张山问题却没来由的给原来的副部长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就有几个曾对徐逸人有意见的人，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诸如：徐逸人态度粗暴，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几次找文工团女团员打麻将，影响恶劣等等，虽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动的高度。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虽然师出无名，但引导效果是明显的，我越想越觉得情况不正常。小马在会上揭发张山的不过是背地里议论领导的“怪话”，韩部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而且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是为了保护张山免受群众的冲击？不是没有可能，张山一直是韩部长跟前的“红人”。张山这人我了解，他并非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人。他对韩部长的领导也有很多意见，而且语言尖刻，在下边讲韩部长的怪话比别人还“精彩”。但在韩部长面前绝对是谦恭的，韩部长向他布置工作时，尽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从不提出异议，总是严肃地虔诚点着头，好像他已完全领会，并将坚决执行。所以韩部长一直把张山看成听话的、得力的干部。为了保护张山及时转移群众的“火力”，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为什么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么大的帽子？。
徐逸人这个人，在副部长当中比较年轻，恃才傲物，对上对下的关系都不大好，尤其是对上，比如与丁莱夫副主任时常发生碰撞。但像韩部长那样的老同志总应该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敌人，这顶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特别是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更不能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否则，就容易形成对运动的误导。韩部长那一声吼以后，不少人跟着“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乱喊叫，明显地是走火了。
当时我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觉得应该向韩部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我一想到给韩部长提意见，心里又有些发怵。虽然韩部长来到宣传部的时间不长，但不多的几次接触和过去在韩部长身边工作的人所说的情况，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韩部长这个人对上、对下是两副面孔。我这个人说话作事一向直来直去，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可按组织程序，反映对宣传部运动情况的意见又不能绕过韩部长。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还是要说。
晚饭以后，酷暑难消。韩部长拿着一把蒲扇，坐在宣传部办公室旁边一棵大树下乘凉。宣传部办公室正在我住所的对面。我来到韩部长身边，说：“部长，我想对今天的小组会提点意见。”
韩部长冷冷地看着我：“你有什么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