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定居苏州的时候，杨绛开始念中学，进的是苏州振华女校，正好十六岁，由于她长得小巧，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
那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学生运动很多，常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游行搞宣传，拿一只板凳，站在上面向过路群众演讲，呼吁革命。杨绛也被推选去搞宣传，这次她不想参加。原因很简单，不是杨绛落后，而在于“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说是“家里不赞成”，把责任推给家里，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杨绛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
杨荫杭一口拒绝，他还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
杨荫杭特地向杨绛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绅士联名登报拥戴欢迎。他的属下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其中，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也只好作罢了。可是他却说“名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杨荫杭就是这样被别人认为“不通世故”。
说完自己的故事后，杨荫杭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敢！”杨绛苦着脸说。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也不说什么，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事实证明，杨绛的“岂有此理”变成了“很有道理”。因为女同学上街演讲，确有心怀鬼胎的军人对她们非礼。由此可见，杨绛对政治的不感兴趣，由来已久。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柔，不宜过分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同学个个短寿，都是因为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杨绛说，他班上有个同学每门课都是一百分，“他是个低能！”
杨绛是个聪颖机灵的女孩子，在中学时功课不错，但考试很少一百分，所以也就不怕父亲的嘲笑。
杨荫杭的教育理念来自孔夫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有时他教杨绛什么“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但从不强求她学他的一套。杨绛高中时还不会辨平仄声。杨荫杭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杨绛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什么声。杨绛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错了，也高兴而笑。
杨荫杭这样顺其自然的育人办法，杨绛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杨绛从小喜欢文学，如果她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有时他得爬扶梯到书橱顶层去拿；如果她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会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她买的书多半是词章小说，这些都是杨绛的最爱。
杨绛就读的苏州振华女校的校长是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王季玉女士。与杨绛同学的有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教授，杨、费两人不仅中学同学，在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也是同学，交情笃深。晚年，费孝通因病住院，杨绛前去看望。在旁的医生，听说他们俩的这段同学情缘，惊叹说：“有缘，有缘。”这可以看作是一段文坛佳话。
一九九八年，杨绛发表了一篇题为《“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散文，谈的是她在苏州上中学的一段经历：
“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