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开始便疾声厉色地讯问光绪皇帝：“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竟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了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随后，慈禧太后又责骂群臣说：“皇帝无知，你们为何不加以力谏，难道以为我真不管，听由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国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暗中留心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只唯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将来必不会辜负你们。今年春天，奕劻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地叩头，连称有罪。这时，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说：“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问光绪皇帝说：“如有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聩至此？”
光绪皇帝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战栗对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厉声怒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
可怜光绪皇帝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慈禧太后又厉声问道：“你知不知道？还是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对道：“知道。”
慈禧太后说：“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这个故事当然也算精彩，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所说的“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很多人以为是袁世凯告密所导致，但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就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来看，只是收回了光绪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基本上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手段也只限于下令捉拿康有为兄弟和将保举维新人士的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除此之外，并没有涉及其他变法人员，也没有立即宣布停止新政，光绪皇帝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受到限制。
以往都盛传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发生，袁世凯也为此背上了千古骂名，当了多年的冤大头。“袁世凯告密说”大都认为：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至法华寺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佯作答允，初五日袁世凯回天津后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荣禄立即报告慈禧太后，慈禧遂于初六日训政。为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但是，据目前的学者考证，“袁世凯告密说”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假定袁世凯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时间上是来不及的。而且，慈禧太后在初六日发布垂帘诏，但只下令拿办康有为兄弟，却未涉及罪行更大的谭嗣同，这说明慈禧太后并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不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谭嗣同的。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八月初六晚上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才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有罢黜太后之意后，恼怒至极，顿时“雌”性大发，整个事件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进而转向一场流血的政变了。
据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慈禧太后在得知光绪与闻“围园之谋”后，极为伤心愤怒，她厉声质问光绪道：“我抚养了你20多年，今天你竟然听信小人之言来谋害我吗？”光绪战栗了半天，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看着这不争气的皇上，叹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
事实上，袁世凯确实知道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谋”，但据他后来的自辩，当场便吓得魂飞魄散，哪里敢去做这种叛逆之举？即便是真的围了颐和园，杀了慈禧太后和荣禄，这些维新派能否控制局面，这显然是一个未知数。
要说起来，就康、梁等人的政治经验和成熟度，恐怕还不及袁世凯的一个指头，如何能成大事？倒是袁世凯平白无故的背上了杀害“戊戌六君子”的罪名，就算是“背骂名、得实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