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归来的思考——兄弟加战友，革命何妨爱
作者耘山第一次萌动去莫斯科的念头，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外祖父毛泽民在苏联学习、养病时，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会议的情况，希望能找到他在会上的发言记录，寻找更多线索，更全面地追思毛泽民的整个人生。出乎意料的是，他先后几次去莫斯科，竟找到毛泽民的报告、书信、发言记录等珍贵资料近10万字。
莫斯科归来，耘山约请《寻踪毛泽民》一书的作者、传记作家周燕一起，一遍又一遍地细读这10万字的档案资料，结合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悉心探寻其中的精粹。
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资料的绝大部分内容居然都是揭发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的锋芒直指王明。这使我们隐约预感到，60多年前，在莫斯科曾发生过一场鲜为人知的、事关重大的政治交锋。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专家的帮助指点下，我们更深刻地审视了这些真迹的历史价值：从报告《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到系统盘点和透彻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左”的倾向及“左”倾错误，特别是对1932—1935年的“左”倾错误，深刻揭示了它的阶级根源以及能在党内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总结了“痛苦的教训”。他不仅逐一批驳了王明欺骗共产国际的“天方夜谭”，而且痛斥“四中全会不仅没有完全摆脱立三路线”，反而给党和革命造成更加巨大的损失。
在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共产国际监委会认定，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苏区丧失的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毛泽民又与林彪、刘亚楼联名，递交了《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协助共产国际客观分析中国党所犯错误的具体责任，并追究遵义会议决议长达3年没有送达国际的原因所在。
在与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有关中共七大人事安排的讨论后，毛泽民又及时向季米特洛夫谏言：“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如他作组织报告是不应该的。”
以上这一切，发生在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毛泽民在莫斯科学习、养病期间，其时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与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展开彻底决战的前夜。
应该说，毛泽东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即开始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审视。他认为，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博古的错误，却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是路线上的错误。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为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然而，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却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处境。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党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欺骗和蒙蔽了不少党内同志。随后，王明又到武汉继续推行他的“新政策”，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具有大智勇、大气魄、大手笔的毛泽东，从来不惧怕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称“国际路线”的领导人。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把握住新一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大力改进领导工作，加强与各国党中央联系的有利时机，派出一支极富战斗力的特别梯队，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营—莫斯科，开展外线作战，谋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
1937年底，即十二月会议结束不久，毛泽民即奉命去苏联学习，因盛世才盛情邀请，他被留在新疆工作。随后，刘亚楼又遵照毛泽东的嘱托，带着遵义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文件去莫斯科，直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呈交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其间，先后有几十位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红军干部到苏联学习、养病。因此王明引起的中共党内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党中央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则彻底打破了被王明盘踞多年的“一统天下”。
于是便有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启程回国时，季米特洛夫那段对中共影响深远的郑重嘱托：
“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王稼祥回国后，忠实地执行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推举毛泽东为中国党的正式领袖，在党中央领导层迅速形成热烈的话题，终至达成共识。
从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务实的。他们从各方面不断了解中国党的情况，已经深刻感到中国党这些年存在的问题远比过去掌握的要严重得多。梳理毛泽民档案资料的时间脉络，便可清晰地看出，共产国际向毛泽民了解问题的程度在不断深化，从调查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到全面审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贯方针和路线。
毛泽民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在党内并不担任重要职务，共产国际却给予他非同一般的待遇：干部部负责同志不断向他了解情况，推心置腹地向他交底；执委会书记处邀请他与中共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和任弼时一道，研究中共干部问题，并参与有关中共七大人事安排的磋商讨论。共产国际对毛泽民的高度信任，反映的恰恰是对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
共产国际干部部曾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的表现：“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
应该说，此时的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已经胜券在握。
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开始把中央苏区时期的“左”倾错误，即第三次“左”倾错误，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
1941年5月起，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开始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1943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不久，毛泽东开始全面批判王明，将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被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操纵的、扶植王明等人上台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之起源，王明是那条“左”倾路线的祸首，并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上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上来批判。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是让毛泽东大胆地解决王明错误问题的背景和原因。但毛泽民莫斯科档案被解密、被发现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这里似乎可以换成另一种更恰当的表述：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更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心，更增强了中国党的自主性，使之可以不受约束地去作自己的独立判断、决定，而王明和那些自称“国际代表”的“钦差大臣”们赖以“唬人”的外衣被逐渐剥掉，被破除迷信，则早在1939年的莫斯科就悄然开始了。
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重要事实：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斗争首先是在莫斯科打响的！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毛泽东抵抗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超人的政治斗争勇气和艺术在这场较量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追忆毛泽民的革命人生，引发了人们对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加战友”关系的深入思考。
毛泽东是毛泽民的思想与人生导师。在毛泽东的指引下，毛泽民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一个山村里的农夫，成长为红色共和国经济和金融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者。
然而，长期以来，在毛泽东巨大的光环下，人们对于毛泽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很少知晓。而在毛泽民47年的短暂人生中，特别是在22年的革命征途中，总是默默无闻地为毛泽东领导的惊天伟业支撑起后方的一片天。
当我们认真阅读了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档案真迹后，联系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会由衷地发出赞叹：毛泽民无愧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他们的关系，既有出于血缘的兄弟之爱，更超出一般手足之情，相契于共同的政治理想与追求，革命使他们成为战友，亦使他们之间的爱，升华为一种革命者才有的大爱。
当人们把毛泽民光辉的一生融汇到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融汇到毛泽东领导的伟大事业中，去解读，去思考，不免赫然嗟叹：毛泽民的早逝，对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人们不禁问：如果毛泽民没有牺牲，对毛泽东的事业又将是多么大的支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又会起到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他们兄弟并肩领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该是怎样的情景呢？如果……
没有如果。历史从来不成全这样的设问，留给人们的只有不尽的遗憾和对前辈革命家的无尽追思。
作者：耘山 周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