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初，毛泽民来到莫斯科。让他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毛家的亲人们又有一次小小的团聚。除了大嫂贺子珍在中国党校学习外，岸英、岸青两个侄子也在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
1939年7月初的一天，毛泽民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见到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师哲。不久前，师哲还是莫尼诺儿童院的副院长兼教务长。他很了解那里的每一个中国孩子，仔细向毛泽民谈起那里的情况。
集中在莫尼诺的中国孩子有40多个，除了岸英、岸青外，还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转，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即林琳）、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等等。儿童院实际上是孩子们的家，凡是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都被送到儿童院附近的一所苏联十年制学校学习。他们都起了苏联名字，岸英叫塞尔盖伊（爱称谢廖沙），岸青叫亚历山大。
师哲告诉毛泽民，在莫尼诺的孩子中，年龄稍大一些的，如毛岸英、蔡妮、刘允斌、刘爱琴、李特特、林玲玲等很懂事，表现得很好，为大家树立了榜样。岸英勤学好问，刻苦钻研，力求上进，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岸青的身体也得到恢复，俄文学得也不错。
谈话中，师哲告诉毛泽民这样一件事：岸英、岸青在国内时，由于长期提防反动派的追捕，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习惯，来到苏联仍然是这样。有一次，岸英在和师哲谈及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时，也是直呼其名，好像自己与毛泽东没有任何关系。师哲很理解孩子心灵深处的伤痛，当时循循善诱地对岸英说：“塞尔盖伊，我知道你和亚历山大的身世，也知道你们中间每一个孩子的身世。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祖国，在这里，你们什么都不用怕，也无须隐瞒什么。”这次谈话后，岸英的精神放松多了。
师哲还告诉毛泽民：“我们这里的孩子，正处在活泼贪玩的年龄，特别是岸青更为调皮。我经常要到他们读书的学校与校长一起处理孩子们的纷争，为惹了祸的中国孩子去赔礼道歉。校长很开朗，总是笑呵呵地说：‘没有不淘气的孩子嘛！’他对中国学生和本国学生向来一视同仁，非常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当年国际儿童院的老同学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岸青是个“玩儿家”，台球打得很好，经常赢。每次输球，他都很不服气，总要“悔球”，甚至用球杆打对手。其他同学也想赢，不能总是你一个人当“霸主”吧？于是，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械斗”。每当这时，那些大一点的同学就出来劝架。
然而，有一种倾向很让师哲院长担心，就是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时对这些革命后代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王明。有一次，岸英无意中谈到一个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由无产者来领导。他还流露出毛泽东不是无产者，所以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意思。
师哲耐心地向他解释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不是无产者出身，但他们确实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毕生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岸英终于懂得了这些道理，在政治上成熟多了。
听了师哲院长的介绍，毛泽民感到很欣慰。他只有一个心思，尽快见到两个可爱的小家伙！一日，毛泽民乘电气火车到儿童院去看孩子们。在异国他乡能见到分别8年之久的二叔，岸英和岸青真是喜出望外！看到孩子们在这里愉快地生活学习，毛泽民的眼角流出了欣慰的泪水。
岸英激动地拿出爸爸从国内寄来的信和照片给二叔看，眼睛里流露出无限思念和敬仰的神情。岸英告诉二叔，他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团员了，等到秋天，就要升入八年级了，中学毕业后，他准备报考军事学院，要像爸爸一样做一名真正的军人。
与成熟懂事的岸英相比，岸青还有些懵懂。回忆往事时，最让他耿耿于怀的就是杀害妈妈的凶手—湖南军阀何健。1940年，在毛岸青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中叙述了他的人生经历，抒发了对爸爸妈妈的深切怀念：
我姓毛名岸青，在苏联将名改为杨永寿，因要使人不知我是谁，或是谁家之子。
我在湖南乡下杨公庙在第一年级学了一年后，在上海自己学了几年，再后到苏联进中国学校大概学了一年多，此校的地址不知，再后到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进俄国学校并学到六年级了。
除俄文之外，我知中文和一点点德文，中文我会说会写，写得不好，德文只知道几句话和会念拼音。
1930年，我的哥哥毛岸英及母亲杨开慧在长沙乡下被捕，因我母亲是毛泽东之妻。我哥不久放了。母亲被何健枪毙。
从幼到十一年［岁］曾在中国，因上苏联曾经过法国，1936年到苏联。
在中国先做了一年小学生，以后到上海做了一个街上的小便山（小瘪三）。养我们的人是党，是共产党。
我父姓毛名泽东，在革命以前，我不知道他做何事，大概是革命，现在他是革命家。他现在是中共之主席。地址不知。
我母亲姓杨名开慧，她早死了，是被何健枪毙的。
今天读着毛岸青亲笔写下的这一行行文字，让人感动不已。岸青深切思念不知地址的父亲毛泽东，切齿痛恨杀害母亲的刽子手何健，牢记自己童年的苦难经历，念念不忘共产党的养育之恩。
毛泽民被乡亲们看做是韶山南岸村上屋场的“管家的”。的确，他关爱着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他对毛家的每一个后人都充满了关怀与呵护，小弟毛泽覃的儿子也不例外。
那是风云突变的1927年，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回到长沙刚两个月，9月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这天，一个小生命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的一栋古楼里降生了。孩子出生时，他的父亲毛泽覃正随南昌起义的队伍转战在广东潮汕一带。母亲给他取名远大，号造时，学名叫毛楚雄。
毛泽民与秋收起义的队伍失散后，回到长沙，在周文楠家里隐蔽了近两个月。楚雄一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身父亲，他的满月酒是由二伯毛泽民替他办的。毛泽民称赞“远大”这个名字起得好。他说：“姐姐叫远志，弟弟叫远大，我们毛家的后人就应该有远大的志向，长大后都是革命者！”
那时，毛泽民是省委秘密交通员，每次出门都要化装。回家时，他来不及“卸妆”，就从摇篮里抱起小远大。看着这个戴着眼镜，贴着黑胡须的陌生人，小远大吓得哇哇直哭。
周文楠在旁边说：“他二伯，你这副怪模样，别把孩子吓坏了！赶快洗脸，换衣服！”
毛泽民用他那双种庄稼的大手，把小远大捧在怀里。小远大从二伯身上得到了温暖的父爱。
1932年10月，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毛岸红。
据说，这个“红”字是取自“红区”和“红军”的意思。大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小毛毛。
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很像他的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1933年初，“左”倾路线领导人来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的日子很不好过，聪明淘气的小毛毛，给他带来了不少愉悦。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2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出门，傍晚回来，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父亲。
当年在红军部队里孩子很少，红军叔叔阿姨都喜欢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家伙。二叔毛泽民和三叔毛泽覃也把对孩子的爱全都集中在小毛毛身上。只要去看大哥，他们总要用省下来的“伙食尾子”，给小毛毛买些吃的、用的。
长征出发前，兄弟们谁走谁留？毛泽民一时还不清楚。他来到瑞金塔下寺贺子珍父母家，希望能与兄弟们相聚。不料，毛泽东当时被派往于都视察地形，毛泽覃也不在家。毛泽民抱起小毛毛与他嬉闹了片刻，给他留下一件夹衣、一包糖，就遗憾地离开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只要有机会，毛泽民总是想着他的侄儿侄女们。1938年2月，毛泽民初到迪化时，暂住在盛世才政府的招待所里。盛世才想留住毛泽民，对他招待得非常好。每天，除丰盛的正餐外，还有一小碟糖块或一盘水果。毛泽民想到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就让钱希均把糖块攒起来，准备方便时让人带给延安的小娇娇，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