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在11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按照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相继成立。已到瑞金的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兼任国家银行行长。1921年，毛泽民在兄长毛泽东的指引下，离开韶山老屋，抛家舍业，参加革命工作，此时，毛泽民参加党的工作已经整整10年了，他出色的理财能力，得到党中央领导层的一致认可。他刚进入中央苏区，便成为红色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不二人选。
财政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处在残酷战争环境的临时共和国，经济补给极为困难，金融秩序亟待整顿，成立国家银行，以此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已刻不容缓。而眼下，苏维埃临时共和国还仅仅是个框架，任命的10位部长有几位没有到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因忙于发动闽东农民运动，指导闽南游击战争，短时间内还不能到职。
从毛泽民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到开始长征，整整3年时间里，大哥毛泽东一直身处逆境，受到来自“左”倾路线领导人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面对来自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挺过来了。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民也凭着特有的忠诚、稳健和实干精神，任劳任怨地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
1932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国家银行创建之初，算上行长毛泽民，才只有5名工作人员。而红军部队的军需物资、中央政府机关的一切费用、苏区军民的衣食，都由国家银行一揽子包下来。与其说毛泽民是国家银行行长，不如说他是红色共和国的“大管家”。
毛泽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启动资金。按章程规定，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100万元，但实际到账的80万元是债款，其余20万元还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不久也被财政部调走了。
毛泽民把统一财政作为国家银行的首要任务。而国家银行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物资。国家银行明确规定：凡属各级政治部、各直属队和新区所成立之革命委员会等一切财政之收入，必须“报总政治部及中央财政特派员，以便汇集具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财政统一”。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毛泽民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为了把战争中的战利品尽快存入金库，他经常深入前方，实地指导，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
1931年12月14日，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有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共产党员）、董振堂的率领下，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这一义举，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增加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全国的地位与威力，也给红军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然而，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中革军委于1932年1月10日下达训令，要求中央红军坚决夺占赣州，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红军攻打赣州，33天未克，遭到重大伤亡。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特派中华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请正在瑞金东华山古庙名为养病、实际上受排挤只好赋闲的毛泽东，立即赶赴前线，参加军事决策。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决定立刻赶往前线。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红军放弃攻打赣州，转而会师漳州。
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直指闽南，在集中兵力，先扫外围后，迅即占领漳州城。在这次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6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100余支、各种炮6门、子弹13万发、炮弹4900发、无线电台1部以及无数物资给养，大长了红军的志气。
毛泽民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白天，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晚上，他又忙着检查没收征集的物资。毛泽民在当地请了不少挑夫，把缴获物资和筹集的银两浩浩荡荡地挑回瑞金，初步缓和了苏区资金匮乏和供给紧张的困难。
漳州战役大获全胜，为国家银行打下了最初的家底儿。而国家银行的有效运行，促进了中央苏区省、县分行、支行的建立。1932年4月初，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分行在闽西长汀正式成立。不久，江西省分行也在宁都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还设立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也设立了代兑处。
在开创党的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毛泽民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但在创办国家银行初期，也遇到不少困难。起初，筹备和实行银行代理金库的工作，大家都不知从何着手，只能做些整顿账簿和表格的工作。每当这时，毛泽民就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请教，与邓子恢部长商量，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有一次，银行的同志接收前方来款，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张竟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从这张四联单得到启发，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钻研，初步草拟了金库管理条例。
于是，国家银行向红军部队的政治部和供给部发出通知，请各部队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注意搜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制度的书籍和文件，以及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根据多方收集的相关资料，国家银行逐步建立起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等各种制度。毛泽民还亲自设计了财务传票：白纸红字为现金用，白纸蓝字为付现金，白纸绿字为转账。尽管当时国家银行的金库制度和各项财政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但这套制度如同一部初调试的机器，终于顺利地运转起来。
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是国家银行的特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均发行过纸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白区的杂币也在中央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然而，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根据地经济状况和商品流通规模相适应。因此，准备工作要比筹建银行机构困难得多、复杂得多。
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有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五种票面。壹元票币正面为紫红色，横眉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中央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头像，票面下方左右，分别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国家财政部长邓子恢的签字。
不久，毛泽民又将兴国铸币厂搬到瑞金县洋溪村，建立起中央造币厂。此间，红军在福建上杭地区击败国民党钟绍奎部，缴获了一套铸币机，造币厂很快投入机械化生产。制造银币的原料都是打土豪得来的银器和首饰。
在旧中国，封建割据，币制尚未统一，金、银本身是硬通货。用真金、真银加工出价值等量、尺寸规范的硬币，在全国各地都能通用。因为红军需要到白区去买东西。中央造币厂不仅铸造苏区流通的银币，还铸造“大头洋”（币面为袁世凯头像）、“小头洋”（币面为孙中山头像）和墨西哥“鹰洋”。
1933年春天，革命元老林伯渠从苏联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任国民经济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参加过南昌起义，是起义军财经委员会主席。从那以后，林伯渠一直是中共财政金融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地处闭塞的山区农村，缺乏专业的金融、财会人员，国家银行的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动荡的战争环境？毛泽民与林老商量，举办了一个专门培养财会人员的训练班，由林老和毛泽民亲自授课。毛泽民经常对学员们说：“我们是为工农持家，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要不就没得吃、没得穿，怎么谈得上打反动派呢？”他还说：“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
国家财政部部长邓子恢十分钦佩毛泽民的理财能力，他曾回忆说：“毛主席要我当财政部长，泽民当国家银行行长。他搞银行工作很好，很出色。他到苏区以后，根据主席统一财政的指示，把货币统一起来，市场货币流通一律用国家银行券和铜板，国民党的货币一律不准用，打土豪缴的款和政府收的税一律交银行存，由银行开给收据……银行的钱不能随便用，须经财政部批准。这样一来，货币金融统一了，财政也就随之统一。”“这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