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当毛泽民第一次走进位于特维尔大街的柳克斯饭店，走进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驻地时，他看到办公室正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幅毛泽东身穿红军军装、头戴八角帽的彩色照片。这幅照片是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在中国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拍摄的。据说，照片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花重金托人从美国买回来的。
据当年在中国党校学习的老同志回忆：他们刚到莫斯科时，都觉得很奇怪，看到各处挂的中国党的领袖像都是王明的，没有一张毛泽东的像。先期来到苏联学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同志告诉他们：不久前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的康生，在这里大肆吹捧王明。他还串联一些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康生在莫斯科，到处鼓吹王明是中共党的领袖，他讲课时，总是以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依据。由于王明和康生歪曲事实的宣传，使共产国际和一些兄弟党的同志，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情况缺乏真实的了解。
曾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王明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将在国际儿童院学习的15岁以上的孩子都送到专设的中学去学习。这些青年虽然都是中共领导干部和革命烈士的后代，可是对中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王明。学校甚至让他们呼喊“王明万岁”的口号，还散布“只有无产者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论调。
1937年中共“十二月会议”后，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党内情况时，执委会领导人主动向他询问有关王明的情况。首先是执委会书记马努伊尔斯基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意见的倾向？王明是否总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不能不介绍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
季米特洛夫总书记对好出风头、总喜欢别人称自己是中共领袖的王明印象一直不好。他除了对王明本人的思想作风和人格品行反感外，不能不说也与王明的后台米夫有关。米夫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整肃，不仅使王明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伞”，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
从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即西安事变两天后）的一段日记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已经对王明存有疑虑：
…………
深夜0∶00，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
鉴于任弼时在汇报中谈及的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这个意见，在任弼时到任4个月后的1938年7月，终于有了明晰的表达。那时正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1938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忠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在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由此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形成了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莫斯科很快转载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并再度发表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传记文章，由此表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莫斯科方面对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作出明确表态，是和新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任弼时到任后所做的一系列舆论工作分不开的。1938年春天，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立即着手工作，进行频繁的拜会、报告、讲演、解释等活动，向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及其他兄弟党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继而，他积极帮助先后到达莫斯科的刘亚楼、林彪、毛泽民等红军高级干部，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建立联系，传递书籍、信件和指示。
为了将我党的真实情况迅速地介绍出去，批判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散布的谬论，肃清其影响，任弼时还派正在中国党校学习的方志纯、马明方、张子意等红军负责干部走出校门，到兄弟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莫斯科的社区去做宣传工作。报告的主题是任弼时亲自交代的：通过真实地介绍中国革命的过程，介绍中国红军的强大，介绍中国党内的路线斗争，介绍中国革命目前的困难，阐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将中国革命不断引向胜利。中国革命有它威武雄壮的场面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他们每一次报告，都得到兄弟党及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
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在共产国际中国党校学习的红军干部中间的威信和巨大影响。我们不妨把莫斯科比做王明的“大后方”，当共产国际不再信任王明，王明的“大后方”也就成了扳倒他的前沿阵地。1938年春天，任弼时到任后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王明的种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表现；4月，刘亚楼又遵毛泽东嘱托带一系列决议文件前往莫斯科，以影响共产国际作出正确的决策。一系列的舆论和宣传工作，而最终的结果，也正是中共全党所期望的—1938年7月，王稼祥终于带回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意见。王明被扳倒了。在扳倒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其实是一支以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杨至成等红军高级干部为中坚的执行“外线作战”的“特别梯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是这支队伍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