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毛泽民了解更多的情况，共产国际干部部还向他提供了俄共（布）十七大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发言材料。毛泽民仔细阅读后，对米夫、王明等人在重大的国际会议上编造的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十分气愤，他将这些谎言逐条记录下来，在提交共产国际的《读后感》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即：“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毛泽民对这些不实之词给以有理有据的批驳。
毛泽民批驳的第一个目标，即对准王明的后台—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早在一年前，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米夫被怀疑为反革命，已被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秘密枪决。而米夫对中国党造成的重大影响，却远远没有肃清。
米夫为了给他推行的“左”倾路线唱赞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而著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的小册子中，在关于农民问题、关于工会和农会会员的数量问题、关于红军问题和描述红军长征等一系列问题上，伪造数字，夸大事实。毛泽民用事实一一加以批驳。
毛泽民还更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马努伊尔斯基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发言中，列举的多处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和数字。但马努伊尔斯基引用这些数字还是留有余地的，都用了“根据王明同志所说”这样的字。
毛泽民质问：这些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究竟在干什么?！他把犀利的笔锋直接指向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称的王明。他针对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编造的“天方夜谭”，给予不留情面的揭露。
王明在报告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的战果是：击退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其中20个师被消灭，缴获步枪20万支、轻重机枪5000挺、数百门火炮和重武器……”
毛泽民逐条予以否认：“这些数字远不符合实际。就拿缴获的步枪的数字来说，实际上不超过所说的四分之一，即5万支；关于缴获的火炮和重武器，当时，红军并没有见过重型火炮，除了1930年在与蒋介石作战中缴获过2门火炮外，再也没有缴获过。”
在谈到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果时，王明说：“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为拆解其中8艘，用了1万名工人。”
看了王明这段报告，毛泽民只能无奈地一笑。在此期间，除了红二军团曾在有船运河流的湘江地区作战外，红军部队基本没有在任何小型船运河流的地区作战过。至于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的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毛泽民不无讽刺地“回敬”道：“为了拆解8艘汽船，红军竟雇用了1万名工人，看来，这些汽船真是够大的！”
王明又说：“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仅稳定的苏区就有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的面积大31.3％，比日本的面积大54.15％，比英国的面积大64.5％。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多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
毛泽民针锋相对，戳穿王明的谎言道：
我首先应该解释的是，1934年，不仅稳定的苏区没有68万多平方公里，而且红军曾到过的地区也远远没有达到比日本的面积大54.15％，比英国的面积大64.5％。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1934年，稳定的苏区最多是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整个苏区的人口不超过400万到500万。
第二，正规红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35万人。到1934年初，全中国的正规红军共有15万人。这是最大数字。所谓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和游击队，全国最多共有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总之，如果我们有王明同志所说的如此之多的军事力量，那么，国民党政府早就被推翻了！
那么，1934年1月，我党领导的稳定的苏区面积究竟有多大？红军正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作者无从一对一地准确核证，但只要查阅历史资料，看看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全国最大的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的情况，便可见一斑。
毛泽民援引的王明在俄共（布）十七大的发言，以及毛泽民的批驳和更正，共产国际领导人阅读时，在段落旁边全都画了标注重点的双线。
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时，毛泽民即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规定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交金库。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毛泽民都要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把战争中的战利品尽快存入金库。他对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按照王明的说法，1933年1月至4月，有3万国民党军投向红军，那么，国家银行就要有3万人的军费和给养支出，这样大的数字，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能不知道吗？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41.6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毛泽民动怒了！在他手中，握有铁据——1937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党中央曾责成毛泽民将这份统计表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看着表中仅存的党员数字，毛泽民痛心疾首。他质问王明：“1931年至1934年，由于李竹声的叛变，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1934年，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
从米夫著述到王明的报告，绝不仅仅是单纯数字上的误差，而是通篇的谎言。毛泽民几乎用尽了所有可以表达他愤怒的用词：歪曲事实、推卸责任、颠倒黑白、痴人说梦、天方夜谭、虚假的、不可信的、骗人、说谎、狡猾、愚蠢……随后，毛泽民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可得出如下结论：
我不知道王明同志从何处得到的这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的依据是上海党组织的报告，那么，这些材料毫无疑问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因为上海党组织当时被叛徒李竹声控制。如果是这样，王明同志是被叛徒欺骗了。
如果王明同志被欺骗了，那么他也欺骗了马努伊尔斯基同志，因为马努伊尔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他是根据王明同志提供的材料写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被李竹声这个坏蛋欺骗了。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王明在共产国际讲坛上“天方夜谭”般地“显劲儿”、“称英雄”，不正像毛泽东后来所痛斥的：“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毛泽民如他大哥毛泽东一样，在莫斯科大胆揭露了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直接戳穿了王明假马克思主义的西洋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