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兄又被揪到工厂劳改。工人中有几个平日里吊儿郎当的，这时成了风云人物，对大兄下手之重是令观者失色的。他们斗争他、抽打他，甚至弄残大兄的腰椎，直到大兄去世，他的腰上总围勒着一条宽宽的皮带，以支撑身体不使蜷瘫。每天晚上回来，大嫂哭着给那皮开肉绽的受伤处上药包扎，等待着的是第二天更残酷暴虐的抽打。即使如此，大兄没有叫过一声痛，他继续读毛主席的著作，做了很多的笔记，也写了不少深自忏悔的诗作。这其中，他没有任何虚伪，他直到死，都认为苦难是自己的改造不力，以致违背了党的教导，是罪有应得。大兄读《资本论》的笔记和其他读书杂录数百万字，都在“红卫兵”的一把火中化为灰烬，这其中饱含着大兄晨昏昼夜的心血。大兄被造反派反背着手，低头向着烈焰，看着自己的生命在火光中消逝。
大兄爱上了酒，那是没有丝毫浪漫的诗人意味的。他拼命地劳动，被殴打、读“毛著”、喝劣质的酒，然后睡去。在把他划为“右派”之后，十几年他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二十年后再重新入党”。然而他没有等到那一天。1971年他终于病倒，是直肠癌。酒，尤其劣酒，绝对是腐肠之鸩。大兄在医院中，其精神深深感动了医生和护士，他们说，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意志力如此坚强的人。他从来没有哼过一声痛，只是越来越频繁地请护士注射度冷丁，在麻木中昏厥过去。清醒的时候，他睁大着两只眼，等待脱去“右派”帽子的消息。这是大兄抗拒死亡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是人们并没有满足他。
没有追悼会，火化的那一天十分凄凉，大嫂泪眼已干，她知道自己深爱的人，学识那么渊博，人品那么崇高，而今天他去得何以如此的寂寞。我和几个侄儿在场，我看着轻烟从火化炉烟筒中飞出，啊，大兄！啊，大兄！
人生天地之间，谁非沧海之涓滴、宇宙之微尘？而生命的奄忽又只是一刹，“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往事似烟，人们恐怕总还有不泯的良知，而这良知总会汇聚着扎起无形的花环，献给我亲爱的大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