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上发现自己并不容易。我在三十岁左右，对自己未来的画风究竟应该如何，并不清楚，“风格”也是不能预先意料或故意设计的。我只迷迷糊糊地觉得当时的画总是不遂心意。 “文化大革命”中和当时尚未与我结婚的边宝华合作一套《库尔班热爱毛主席》，画完之后拿给美术出版社编辑部张汝济看，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指着我画的新疆皮鞋，说像他们在干校水田劳动时穿的水袜子。我画工笔画虽有充足的功力，但我的性格不宜作精雕细刻的描画，心中一烦，就会乱来，不像边宝华那样平心静气。
那时我创作一无所成，也颇闷闷。好友姚钟华安慰我，陪我左思右想，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一鸣惊人，但计无所出。今天回忆起来，总是十分亲切。其实那时我的艺术，还是处于孕育阶段，怀胎不足，是不会有惊人的九斤娃娃出世的。
我作诗、著文、讲演喜欢即兴神驰，随感而发。才思敏捷，情绪风动，这是我的所长；艺术上如何扬长避短，如何打开这一成功的不二法门，便是我当时的一个追求方向。
那时，我偶尔也有神来之笔，就像我做学生的时候画一罗汉头像，李燕认为极妙，珍藏至今。但是这种灵感的显现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把握不住。
是啊，发现自己是件何等艰难而痛苦的历程！我曾在这苦海中沉浮过多少年月，多少个日日夜夜。但，天道酬勤，我坚信光明在前，继续奋斗！有一次我去荣宝斋，挚友米景扬铺出一张四尺净皮单宣，叫我放笔大胆地画一张。也许我当时竞技状态良好，提起笔来画了一个飘然美髯公，脚边有一只小猴正对他顾盼有情。画出之后，满座唏嘘赞叹这张画，今天存在友人曲格平先生处；画毕之后，我也似有一吐骨鲠的快感。想不到米景扬在我个人的艺术史上这推波助澜之举，打开了我探索的新天地，从此以后豁然开朗，我自以为找到了最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段。
其实，这不是机会主义的偶得，这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积年累月的辛劳的报偿。
我又一次重温我的艺术，理出一条纵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这一千多年的纵线发展史，我不是曾经痛下过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也曾心慕手追过多少年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范曾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