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兆和先生多年的指导,一般说来,他的学生,造型这一关是能通过的,至于创造,则有待于自己的努力。大匠能教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我正是在毕业之后,逐步探求,从兆和先生的影响下起飞,走上自己奋进的道路的;今天我的画风和兆和师当然不同,但是得能莫忘,我永远感激少年时代得之恩师的谆谆教导。李可染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李苦禅先生以他豪放的为人气派和博大的水墨画造诣,深深地感动着我。我那时十分幼稚,求知欲十分旺盛,对于这些大师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把他们看作神灵一样的崇拜。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书法:“七十二难”,用玄奘西天取经不畏七十二难的精神鼓舞我勇猛精进,誓无反顾,这张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三次抄家,都没有落入造反派手中。我对老师的拳拳之情,由此可见。李苦禅先生是我最爱的。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在几十年的大学教学中,最好的学生是范曾。他一生出过的一本唯一的大画册《李苦禅画集》的序言,便是苦禅先生命我写的。他喜欢我的文笔,说形式上有骈文的面貌,而风骨却是桐城派的。李苦禅为人刚烈、不畏强暴,在抗日战争时期,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他的为人和艺术今天深深地为国人所尊崇。还应提起的是郭味蕖先生。他是一位有渊博学识的虔诚之士,他是华新罗之后的最伟大的小写意画家。他很爱我,在我毕业的时候,送我一张画竹,希望我能拂云擎日。但他的命运十分不幸,“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划为地主,遣送回乡,忧愤而死。这真是中国画坛的极大损失。这种损失只有深知他艺术价值的人才能体会到。
我在大学里的成绩,一年级时尚不足观,二年级以后,才崭露头角,此后一直名列前茅。1962年毕业时,我画了一幅历史画《文姬归汉》,拿去给郭沫若先生看。他很激动,夜不成寐,凌晨三时起床,匍匐于地,将他赠我的长诗题于画面。这首诗,成了郭老的不朽名篇,录入他的《东风集》中。郭老在他的寓所接见了我,他说今后有杰作,他还愿意给我题诗。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他那儿,原因是对自己的作品总不满意。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些信心,还是十年之后的事。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这是件十分浩繁的艰巨的工作。沈从文先生的格言是要有耐心,这也是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他不厌其烦地用他美奂的蝇头小楷写信给我们,指出我们应注意的事项。那种精神实在是一般意志力所达不到的。在编绘的过程中,我临摹了不少的传世杰作,在白描上可说痛下了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