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张幼仪应该算新女性了，开公司，炒股票，坐写字楼，可是静观她的一生，依然因循着三从四德的束缚。少女时代的她“从兄”，嫁了不爱自己的人；婚后七年“从夫”，解除了这桩婚事；年老后又“从子”，为自己找了一个归宿。
对她而言，也许只有这样，在别人的许可下，才能过得心安理得，面带微笑。她习惯性地忽视自己的内心，于是别人也逐渐习惯，忽略她的感受。
“她（幼仪）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 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梁实秋的评价恰如其分，可是人们在敬重她的同时，有谁真心替这个尽责任的女人考虑过，有谁试图去感受过她的内心呢？
徐家老爷，会把最靠近老夫妻卧室的另一间房专门留下来，给从儿媳变成义女的她，可是再豪华的房间，盛放的也只是一个人的清寂和孤独啊！在一个又一个暗夜里，“知否那人心？旧恨新欢相半。谁见？谁见？珊枕泪痕红泫。”
当然，徐家一直器重这个儿媳。1931年徐母病重，徐志摩父亲坚持要张幼仪出面主持家政，张幼仪认为自己的身份不合适，要求必须徐志摩打电话，她才能去。接了徐志摩的电话，她去了，里里外外，井井有条，一直侍候到徐母去世，操办完丧事。
而徐志摩此时的正牌妻子陆小曼却被拒之门外，只能住在一家小旅社里。徐志摩为此愤愤不平，写信给小曼，“我家欺你，即是欺我 这次拒绝你，便是间接离绝我，我们非得出这口气。”
徐家对张幼仪的好，世人皆知，当时甚至还有一些关于徐申如和张幼仪的传闻。为徐志摩写过传记的韩石山经过考证，认为不可信，以徐志摩的敏感和性格，如果发生，他不会不觉察；如果觉察，他绝对眼里揉不得沙子。那些传言应该是些空穴来风的无稽之谈。
“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正如梁实秋所言，张幼仪并非没人追，刚刚离婚不久，就有一个留学生常来看她，有一天终于开口问她，还打算结婚吗？张幼仪的回答只有一个字 不。
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遭遇过罗隆基的追求，此人清华大学毕业，也曾赴英美留学。他很会讨女人喜欢，跟妻子常年关系失和，却对张幼仪大献殷勤，又是送鲜花，又是请喝咖啡，张幼仪一概婉言谢绝。
罗还以为是婚姻阻碍了自己，就决定离婚，他自己说，“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地乱捶乱打，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就去”。这样的男人自然不能嫁。
事实上，罗隆基离婚后，娶了王右军，这位王小姐据说是《日出》里陈白露的原型，幸亏张幼仪没有对他动感情，否则，像她恐怕也很难是“陈白露”的对手。
常常有人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其实好女人和坏女人PK，也未必占得了上风，就算比张幼仪命好，也多是被摆在供桌上像模像样地供起来，很难得到掏心掏肺的疼爱。只是能被供起来的女人，多半，被供着，就会像模像样地笑，不管内心是荒凉还是平静。
张幼仪第一次婚姻里的人，吝啬到不肯把她供在那里。在一时，这是不幸，在她的一生，却成了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