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1984年的他们是一群自认为是政治动物的年轻人。他们渴望政治，天天谈论政治，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政治。政治是最难琢磨的，又有几个人能真懂政治？他们实在是懵懂，不惜精力地夸夸其谈，以为他们的谈论可以唤醒时代，实际上他们的谈论和真正的政治生活是隔膜的。也许他们热衷于政治，仅仅是因为他们除了政治以外，就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只能谈政治。不像后来，人们有自己的房产、汽车，甚至企业，可以关心的事儿多。1984年，人们能关心的事儿不多，跟自己相关的，似乎就只有政治了。哪儿都得搞政治，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房子、职称
他们也不了解经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人教他们市场经济，老师在课堂上教的是政治经济学。大学里的经济系、国贸系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学者、伪教授和他们的伪理论。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学家，没有人了解市场的概念。上了这样的大学，年轻人头脑里不切实际的想法比日常的想法多。
毕业以后，这些大学生们作为“国家人才”生活在国营企业、政府机构里，各自在小小的岗位上消磨时间，对街边冒出来的地摊、小店，在医院、商店、银行门口贩卖各种票据的那些票贩子不屑一顾。虽然感觉到许多事儿不对劲了，却没有想过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而这个新时代正在这些街头小贩身上孕育。
1984年的12月29日，上海下了雪 80年代的雪。90年代以后，上海就找不到那样的雪了。雪离开了没有灵石浜，离开了没有树木、没有田野的上海。
1984年，灵石浜被一场大雪盖着。许多年以后，崔浩已经是中国的地产之王了，他甚至还能感觉到那雪的冷，那温柔的、温暖的冷。那样的天气，不要说那些生活在市区的普通人，就是诗人们也不愿意出门，崔浩、白玉、戴耘却出了门。戴耘25岁，在中学做教师，崔浩27岁，在丝绸厂做会计。天非常冷，戴耘一个劲儿地捂耳朵跺脚。崔浩也冷，身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使劲屏住气，却忍不住地哆嗦。
今天，他们来冬泳。戴耘突然要崔浩出来，和他来游泳，崔浩骂着戴耘，说他找死，但还是出来了，他们需要释放，内心有太多的热和闷，却不知道往哪里释放。戴耘为什么选这里呢？你他妈的来找死？选这里？崔浩问。戴耘说不清，也许只是因为来这里不用花钱吧。
上海就是这样怪，什么都是公家的，地儿更是公家的。这个公家，又实在不好说，明明说好是大家的，却处处要收钱。比如，进公家的公园，要钱；住公家的房子，也要钱。崔浩的老地主祖父，被人打断了腿，就要死了，还要崔浩的父亲背着他在地里转，死了也不肯躺下，他要坐在地里，看着他的地。其实，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是“公家”的了，老地主死后连块躺的地都没有，他被崔浩的父亲种在了地里，像一棵树一样地坐着。地很重要么？崔浩没有死过，不理解一个要死的人的想法。但是，他记住了爷爷的话：“人活就是活块地！”
人真正的财富是土地 抢不走、砸不烂、用不坏，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没有地，你就没有财富，没有自由和尊严。在你的地上你才是主宰自己的君王，在别人的地上，你只是游魂和乞丐。你没有自己的地，就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自由和尊严是依附在土地上的，是只有土地才能带给你的东西。
这个时候上海学术界已经有些开放，崔浩、戴耘、白玉在大学里除了读正统的书，还读了不少非正统的书。他们对撒切尔在英国的改革已经有所耳闻，经济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思潮对他们来说非常新鲜，人们对自己财产的爱护与关心胜过对别人财产的爱护与关心所造成经济发展的想法常常让他们激动，虽然，他们的生活贫穷而且卑微，内心却丰富着渴望和激情，尽管他们不知道这种渴望和激情的意义，也不知道可以释放到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