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是危机、国难及战前宣传的喧嚣之年。上一年12月起，在伦敦召开了海军裁军会议。如果决裂，到1936年末就进入无条约时代。舆论界比较冷静地看着这个动向，观察一下各种综合杂志的新年号，就会感受到，大多数报纸元旦伊始就下工夫设定版面，追随军部领导。其中，《国民新闻》在1月3日题为《针对非常时期的决心》的社论中说："我们想再一次唤醒国民的非常时期意识。"接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外交问题方面，列举了"对中国外交"的问题，把它与海军裁军问题相提并论。这是由于中国的排日运动和抗日运动越演越烈，这同时成为并不遥远的全体日本人的问题，小津安二郎也被卷入其中。
虽说如此，小津本人在新的一年开始后还在继续拍摄《大学是个好地方》，这一年的小津日记已经失传，所以我们从《电影旬报》本国制片厂通信栏中--它以导演为类别，每隔十天记录各个制片厂制作影片的状况--选取有关他工作的动向。
1月1日号和11日号还是上一年的调查，关于他1936年的清楚动向是从1月21日号上的1月15日调查开始的。
1月15日的调查：小津安二郎正在拍摄已经报道的《大学是个好地方》剩余的部分外景，预定1月20日左右完成。
1月25日的调查：小津安二郎完成《大学是个好地方》。正在休养。
"正在休养"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部《大学是个好地方》是小津于1933年拍摄完《非常线之女》之后打算拍摄的，这个剧本因题材阴郁，被收存了起来--说白了就是束之高阁了，却在这个时期复活。1935年10月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决定拍摄下一个剧本《大学是个好地方》。"尽管阴郁、看不到票房价值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
小津安二郎是一个对工作很坚韧的人，一旦策划了，花费再多的时间也要实现。这之后，1937年所写的剧本《父亲在世时》于1942年拍成电影；1940年的剧本《茶泡饭之味》被拍成电影实际上已经是十二年之后的事了，尽管这中间由于时势变化进行了很大修改。可以说，他没有放弃把《大学是个好地方》拍摄成电影的计划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事情的原委。这个时期，制片厂从蒲田搬迁到神奈川县大船的计划迫在眉睫，正处于一种慌张不安的状态之中。而且即便搬迁到新的制片厂，生产也不会马上进入正轨。但是，每周必须向首映馆提供新的作品。因此，在大船制片厂顺利启动之前，不管内容如何，数量上有必要制作并储备起来。这是一度被束之高阁的策划获得实施的绝好机会。于是小津安二郎趁着这个混乱之机把《大学是个好地方》拍成了电影--或许是这样的吧。
尽管如此，这并不是事后解决过往的问题，也不是新的一年的话题。小津安二郎--还有从事松竹电影现代剧制作的人们--新的一年是与大船制片厂一道开始的。在前面所说的调查"题1936年"中，大谷厂长陈述了如下的抱负：
松竹与新兴的制片厂分别搬迁到大船和大泉，利用最新的设备着力于大规模的新制作，因此，1936年将一如既往地实践夙望，驱逐外国电影，制作出超越外国电影的作品，以此一鼓作气使日本电影输出到海外。
小津安二郎1936年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制片厂从蒲田迁到大船。
1931年，蒲田制片厂开始制作有声电影。由北村小松编剧、五所平之助导演的试验性作品《邻家的杂音》出人意料地取得良好的成绩，拍摄当中把它提升为长篇，片名也改为《妻子与太太》，作为松竹有声电影的第一部作品公映。获得好评之后，年底时由同一个拍摄班子制作出的第二部作品《年轻时的感激》获得公映。
之后的1932、1933年，当初那些采取慎重姿态的大师、老资格的导演也逐渐开始制作有声电影，作品数量也有所增加。但令人感到为难的不是"邻家的杂音"，而是"附近的杂音"。在《妻子与太太》被制作出来的1931年，附近的羽田出现了飞机场。蒲田地区作为京滨工业地带的一部分发展起来，周围工厂增加，也开始城市化进程。卖豆腐的高音喇叭成为有声电影制作的干扰，因此就有人说把豆腐全部买下来，卖豆腐的听到这个传言，第二天开始就陆续集中到这里来--这成为一则著名的趣闻。
蒲田制片厂不能很好地应付有声电影的拍摄以及提高制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