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的脸上或手上没有一丝怜悯的痕迹，他说，只有温柔。你已经捕捉到那份温柔，但没抓住那股庄严，第一件印刷文字的庄严。它已经永远消失了。
这是我去年在普拉多美术馆画的。直到警卫跑过来把我撵走。
谁都可以在那里画画，不是吗？
是没错，但不能坐在地板上。
那你怎么不站着画！
当肯在诺维广场说出这句话时，我见他身影巍然耸立，向前俯曲，站在悬崖边画海的素描。那是布莱顿（Brighton ）近郊，1939 年的夏天。他总会在口袋里放一支又大又黑的铅笔，叫“黑王子”，它的笔杆不是圆的，而是方的，像木匠用的铅笔。
我太老了，我告诉他，现在已经没办法长时间站着画了。
他啪地放下素描本，瞧都不瞧我一眼。他痛恨自哀自怜。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软弱，他说。排除它！这是他传授给我的唯一一项道德命令。
他指着一块我刚买的奶酪。
她叫雅古希娅（Jagusia ），他说，朝刚刚卖我Oscypek 的那个妇人点了点头，从波兰高地的山里来的。两个儿子都在德国工作。非法劳工。他们很难拿到工作证，没办法，只好做非法的。Néanmoins （不过），他们正在盖一栋房子，比雅古希娅梦想的房子都还要大，不是一层楼，而是三层，不止两个房间，而是七个！
Néanmoins 这些突然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冒出来的法文，并不是矫揉造作的刻意卖弄，而是因为住在巴黎的那几年──在他来到伦敦，来到湾水路之前──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常常戴上他的黑色贝雷帽。
不过呢，他预言道，雅古希娅一定不会离开她的农舍小屋，还有那些挂在花园晒衣绳上的奶酪布巾。
就是这个男人让我相信，只要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就能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城市里找到音乐。
来罐啤酒如何？眼下他在克拉科夫说道，并指着市场的另一头，在那前面有间卖衣服的小店，老板是个胖女人，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抽烟，四周堆满了衣服。
我站起身走向她。她抽烟的时候，总会说起当初来到诺维广场的往事；每天早上，她都会这样说上一回，每天早上，那个卖干香菇和腌香菇的男人都会面无表情地听她这样说上一回。当她把所有挂出去的衣服裤子都叠好、堆在店里之后，这儿就根本没她容身的空间了。店门内侧有一面长镜子，因为客人有时会把店铺当成试衣间。每天早上，她一打开店门，就会看到镜中的自己，每天早上，她都会被自己的块头吓到。
我在一个摆满干豆、波兰芥末、饼干、蜂蜜面包和肉罐头的摊子上，发现了罐装啤酒。这里还有个公共棋盘，一盘棋正在进行。摊子后的杂货店老板下黑子，一个看起来像是过路客的人下白子。棋盘上已经少了几只小卒（Pawn ）、一只马（Knight ）和一只相（Bishop ）。
杂货店老板隔着一段距离研究棋盘上的局势，然后转身做他的生意，直到另一方走出他那步。另一方则在棋局面前踌躇犹豫，站在那儿前后摇晃，好像他就是自己的一只相，已经被一名巨人的两根手指轻轻提了起来，那个巨人正在仔细思考所有可能的走法，他非常谨慎，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不会轻易松手。
我请老板给我两罐啤酒。白子拿起他的皇后（Queen ）斜走，喊“将军！”黑子收了我的钱，移动他的国王。皇后撤退。一个女客人要一些蜂蜜面包，里面包了糖渍橘片的那种。黑子切了几片面包，秤了重。白子走了草率的一步，等他发现已经太迟了。他困难地吞咽着，因为喉咙里涌上一阵酸味。黑子拿下一只车。
克拉科夫的犹太聚居区在旧城外面，维斯图拉河的另一边，从这里穿过波斯坦考桥（Most Powstanc.w bridge ），不用十分钟就能走到。犹太聚居区占地六百米长，四百米宽，四周由高墙耸立的建筑、壁垒和铁丝网团团围住。1941 年秋天，即开始封锁的六个月后，这里囚禁了一万八千人。每个月都有数千人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只有那些有能力在德国的军备和服装工场当奴工的人，才能得到允许离开这里，去从事他们分配到的工作。其他犹太人，一经发现擅离犹太区，一律击毙，就像任何波兰人，若胆敢帮助犹太人进入克拉科夫的雅利安区或藏匿他们，也都格杀勿论。
Tyskie ！我回到桌上时，肯鼓掌喊道。你选了最上等的啤酒！
小时候教得好嘛！
他叫柴德雷克（Zedrek ），肯说，那个你看他下棋的男人。他每个礼拜至少会来陪杂货商阿伯拉姆（Abram ）下一次棋。柴德雷克其实可以把棋下得很好，要是他别一大清早就开始喝伏特加的话。不过我想，他大概是戒不了了。阿伯拉姆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是在躲躲藏藏当中熬过战争迫害的。
我所知道的游戏多半都是肯教的：国际象棋、斯诺克台球、美式台球、飞镖、扑克牌、乒乓球、双陆棋。我们在他的套房里玩国际象棋，在酒吧里玩其他的。桥牌在我认识他之前我就会了，我们通常是跟我父母一起打，或是受邀到别人家时才玩，不过这种情形不多。
我在1937 年遇见他。他是我们学校的代课老师，那所把我紧紧束缚住的疯癫至极的寄宿学校。气急败坏的校长，当着学生代表的面（五十个光着膝盖被吓坏的男孩，每个都努力想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找到某种人生的意义），把一张用餐椅朝拉丁文老师飞摔过去，正巧站在他俩中间的肯，单手抓住那张飞在半途的椅子。我就是这样注意到他的。他把椅子放到讲台上，用脚踩住，老板则继续滔滔不绝地骂个不停。
那个学期的最后一天，我邀请肯到我父母位于萨塞克斯郡（Sussex ）塞尔西比尔（Selsea Bill ）海角附近的拖车屋和我们一起度假。有何不可？他说。他来住了一个礼拜。
父亲很高兴，因为现在我们凑齐了四人，又可以一起打桥牌了。
我们该赌钱吗，先生？肯问。不然叫牌很难记点。
同意，但是赌注别下太高，因为约翰在这儿。
一百点两便士如何？
我去把钱包拿来，我母亲说。
肯开始洗牌，纸牌在他远远分开的两手之间像瀑布一样啪啪流泻。有时则像不断移动的楼梯，像自动扶梯，像由纸牌叠成的梯子。后来，有一次，我正在抱怨睡不着的时候，他告诉我：想象你正在洗一副牌。我就是那样睡着的。
抽牌决定谁发牌。
父亲玩得很开心，不只因为他是个桥牌好手，更因为，打桥牌可以让他回想起与死者之间的愉快时光，否则他们就让他忧愁苦闷。当我们四人在塞尔西比尔打桥牌时，“六方块加倍”领先“失五轮”。父亲和在我们打桥牌，同时也在和维米岭与伊普尔近郊壕沟里的一长串步兵军官打桥牌，他们是他的同胞，四年之后，他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幸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