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此恩赦后，洪又进一步进行收买应的工作。洪述祖带应桂馨去南京面见苏督程德全，由程委应为驻沪巡查长，支付月巡查公费一千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两千元，政府给应的共进会一个合法名号，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不仅成功说服应解散共进会外省分支机构，而且将其拉拢过来为袁世凯政府所用。洪通过对青洪帮的掌控，自己的身价也大大提高。这种办事能力袁政府肯定非常满意，洪也得到更深的信任。但是像应桂馨这种帮会大佬，昨天可以和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合作，今天又能和保守的官僚政权合作，并没有原则和信念，唯以利害关系和金钱做准则，引入政府，必成大患。应与北京政府的合作，陈其美是知情的，应实际是在国民党和袁政府两面投机。
12月，洪陪应北上，袁世凯传见了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三万元工作费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建议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此事袁不置可否。应桂馨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了他，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
应桂馨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一方面与青洪帮组织的势力强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善于投机和表示的反对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有关。革命党人和帮会在推翻前清时曾密切合作，但是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获得极大声誉，不少人也得到相应政治地位和职位，而帮会中人则比较尴尬，革命党人普遍避免与他们再发生密切合作，有意远离这些名声不好的秘密会社关系，而帮会成员也很难得到公职和生路。
1912年9月，政府发出了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对他们强制打压，他们现实处境很糟糕，而革命党人不是参与打压，就是采取坐视不闻不问，回避排斥。参加革命的帮会人员变得愤愤不平，心态逐渐失衡。他们原以为革命有功，革命成功后会有所回报，可是革命成功后获得的一些权位正在丧失，得到的一些好处正被剥夺。社会不容纳他们，革命党人也跟着指责，跟着打压。如果说其他政治势力对其如此还可容忍的话，那么革命党人的态度与做法他们却无法忍受。他们曾经跟随革命党人，曾经是革命党人出生入死的盟友，可是在最需要帮助、最需要伸出手来拉一把的时候，革命党人却转过身去。革命成功后他们被边缘化了，他们没有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却把怨恨聚集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他们产生了失落感，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他们由愤生恨，形成了寻机报复的心理。
应桂馨后来在庭审时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很能反映当时帮会的一般心理：
爱：汝自己有会否？
应：有。
爱：何会？
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
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洪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洪帮是组织？
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洪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
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洪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
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
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
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
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
应：在沪时即委。（徐血儿等：《宋教仁血案》，第270页）
上述谈话实际已经暗示了一点应内心指使凶手杀宋的动机，应所指国民党改组排斥青洪帮，正是宋教仁领导的工作。应的这种愤恨革命党人情绪被洪敏感地捕到，并成功地通过收买把他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显然，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秘密帮会问题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难题。社会趋于稳定，国家力求进步，此时的帮会因其长期积淀的习性和惰性而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参加革命，但既不能与时俱进，社会也难容纳。他们与革命党和社会有千丝万缕关系，也是一种难于控制的政治力量。政府用软硬兼施，用各种方式甚至收买等手段来处理帮会问题并无什么不妥，问题是政府在解决这一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如果另存私意，将其引入党争、政争，加以利用，就难免玩火惹及自身，酿起大祸，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政治突变、社会动荡，袁世凯政府默许了这种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