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中国被迫签订修改后的“二十一条”，全国民众都是沉痛万分，后来社会把此日当成“国耻日”纷纷集会纪念。袁世凯对此也表示了很沉痛的心情，以后讲话常以此为例激励属下，他儿子袁克文曾写过一首诗，记录此事：“炎炎江海间，骄阳良可畏。安得鲁阳戈，挥日日教坠。五月九日感当年，曜灵下逼山为碎。泪化为血中心摧，哀黎啼断吁天时。天胡梦梦不相语，中宵拔剑为起舞。誓捣黄龙一醉呼，会有谈笑吞骄奴，壮士奋起兮毋踌躇。”袁世凯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被世人谩骂不少，有一定合理性，外交总长陆徵祥主持了中日间的全部谈判，但是后人很少责难他，而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参与了谈判，应该是职务所属，并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曾经在日本为修改第五项条款积极进行努力，甚至表示日本出兵，他要在使馆下旗之日在使馆官邸大门自杀，章是去东京换约签字而惹些谩骂。
在事隔四年后的五四期间，这三个人被指为“卖国贼”，成为众矢之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三个人一贯有亲日的立场，长期参与对日外交，五四前不久，段祺瑞为武力统一南北，向外大肆借外债，对外借款一般都要有额外政治或经济条件，日本的野心尤其大，段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这几个人多有参与，外间早已经切齿非议。第二，当时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互相攻讦，曹汝霖等属于段的皖系安福派，段与总统徐世昌闹矛盾刚辞职不久，因此政敌利用他的亲日立场攻击他，加上巴黎和会正成为社会焦点，他们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常持妥协立场，所以连签订“二十一条”的罪名也扣在他们的头上。本来中日已经签订了密约，中国同意把德国的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但是随着中国宣布对德宣战，问题复杂化。中国也是参战国，怎么在胜利后却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利益？社会普遍不接受。另外，几年来人民爱国觉悟普遍提高，青年在反帝斗争中情绪高涨。山东问题的条款写在对德和约中，虽然中国尽力交涉，但是由于中日已有密约在前，世界强国在巴黎和会上均在山东问题上袖手旁观，所以签不签对德合约成了中国棘手的外交考验。如果不签，中国则在法律上仍和德国保持战争状态，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利益也无法落实，而签字则等于正式承认山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五四学生游行导致火烧赵家楼，多少是有点偶然。北大学生本来筹备在五七国耻日举行集会游行，5月3日传来巴黎和会很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北京大学各社团为骨干决定翌日马上游行，第二天联合了多所大学近三千学生上街游行。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去东交民巷各大国的使馆，呈递请愿书，但是因为是周日，各国大使多不在馆中，学生不免失望。游行队伍本打算到不远的东单外交部去请愿，但估计也没重要官员办公，有人提议去附近的曹汝霖宅抗议，结果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烧赵家楼曹宅的事件，警察也为此逮捕了大批学生。五四运动的过程各种书刊记载得很多了，没必要重复叙述，当学生游行随后一步步变成全国性爱国风潮后，政府妥协了，《巴黎和约》没有签字，曹汝霖等三人被迫辞职。历史把他们放在了卖国贼的位置上，这样显然不恰当。曹汝霖晚年自己曾提到五四运动：“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曹汝霖下台后，离开政坛去了金融界。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仍在北方，日本人多方拉拢他出任伪职，他没屈服。他秘密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政府希望他适当出头，搜取些有价值的情报，曹也认真去做了。抗战胜利后，北平光复，他受到蒋政府的保护，后去美国定居。
近代中国历史书上似乎“坏人”特别多，政治上随便就给对方戴一顶“卖国贼”或者“反动派”的帽子，说起来容易，但影响不可谓不大。比如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青年时期，参加了湖南第一师范的一次学潮，带头鼓动驱逐校长张干，结果“反动校长”张干的名字尽人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