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和赛珍珠都是很响的名字，据说，赛珍珠的名字是仿效赛金花的名字而来，估计是个误会，赛珍珠本名Pearl Ｓ. Buck，名的英文原意就是珍珠，最后面是丈夫的姓，中间S是家族的姓。当然她自己取中文名字时，应该知道赛金花这个人，但她显然不在意。不过这个名字与严肃作家联系起来，多少有些不雅，让人感觉有点轻浮。这两个女人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清末民初的名妓女，一个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有一点共同处是，她们都是国际人物——赛金花因为和瓦德西有一腿出名。有个朋友说，去安徽黄山旅游，发现当地两个故居：胡适的故居很简陋、冷清，而赛金花的故居却很排场、热闹。看来一个名妓比名文人更容易受到关注。赛珍珠也是女的，在国际上很有名气，而且她长期生活在中国，作品大多数是以中国为背景，可是偏偏在中国很受冷落，似乎比较奇怪，也许名字真给她带来些不吉利。
在美国，如果说谁和中国关系最深，谁最喜爱中国，谁是最影响美国人对中国人产生好感的人，很多人会说是赛珍珠。赛珍珠出生于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1892年出生仅三个月就被父母带到中国，除了去美国上了几年学，四十岁前一直在中国居住。如果不是她突然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一定是一个生活在中国、默默无闻的相夫教子的洋妇女。赛珍珠从小生活在江苏镇江，其父亲赛兆祥是学者型的传教士，了解儒学和佛教，在附近乡村传教，经常把女儿带在身边，所以她很熟悉江南乡村生活。巧合的是，赛珍珠的丈夫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农学教授Buck，有机会长期深入农民中间，这也给她更多了解中国农村的机会。母亲凯丽对文学、艺术和音乐有素养，家庭是赛珍珠早期教育的主要来源。赛珍珠从小就能操中、英两种语言，并熟知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极大地滋养了她日后的文学创作。
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赛珍珠写作对象主要是中国农村普通的农民。这本是一个很偏僻的领域，特别一个外国人，以西方的文化背景观察和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产生了独特的视角。但是她的这些小说在出版商那里长期受到冷遇，纷纷被退稿，赛珍珠也一直默默无闻。在30年代，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中国吸引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和关注。1931年，经过无数次退稿挫折后，她的小说《大地》被约翰·戴公司出版，当时该公司已经陷入经济困难，没想到赛珍珠的《大地》很快成为全美最畅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风靡全球。第二年，赛珍珠即荣获普利策文学奖。1933年，《大地》被改编为剧本在纽约上演，1934年被拍成电影，影片中女主角获奥斯卡金奖。1938年，因为《大地》“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的统计资料，赛珍珠的《大地》英文本一共印行了七十多版次，印刷几百万册；赛珍珠其他描写中国的作品被译成世界上一百四十五种文字，成为被译成外文语种中最多的美国作家。
这种短暂的巨大成功也改变了赛珍珠的生活，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赛珍珠与已经维持近二十年的婚姻告别，和帮助自己著作出版的约翰·戴公司老板查·沃尔什结婚，从此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定居，并进入约翰·戴公司任编辑。这种私人的事不必深究，但是她的获奖作品《大地》和其本人也引起持续性的很大非议。作为传教士之女的赛珍珠，以异国背景为写作主题，在美国主流文化受到不少抵制。首先，作为女作家，赛珍珠在当时男人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界，就受到很强的排斥。也许赛珍珠的文笔并不是一流水平，她的获奖与题材和大环境关系大些，虽然读者众多，但多数出于对异国猎奇心理，在把文学视为神圣殿堂的那些文学大师眼里，赛珍珠是二三流的作家，并对她的获奖产生了妒忌和不满，这使她招来不少嘲讽和攻击。美国大诗人罗伯特·福斯特曾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威廉·福克纳甚至更为尖刻，说他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与赛珍珠为伍。这种批评还是围绕文学水平范围，也许有几分道理，因为赛珍珠一生写了很多部作品，涉猎了文学创作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传记、自传、翻译、儿童文学、散文、新闻写作、诗歌……其中比较著名的还是她的中国题材的几部小说比如《东风·西风》、《儿子们》、《分家》、《龙子》和《群芳亭》等书，但真正有国际声誉的就是《大地》。
赛珍珠写作以中国题材为主，并在美国产生很大影响，世界通过她对中国有更多了解，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可是赛珍珠在中国也没有受到很高的尊重，甚至受到非议和冷遇，就有些费解了。这看来和中国近代的民族遭遇有关，西方人在近代有很大优越感，即使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也对西方有一种又恨又爱的复杂情绪，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既冲突又融合难以把握。赛珍珠的《大地》写的是中国农村比较真实的生活，写了农民对土地执著的爱，并报很大善意的同情，但是由于真实，也不免反映了农民那种狭隘、愚昧和贫困。如果中国作家去写这些，人们不会觉得反感，而外国人哪怕善意的描画些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就难免让中国人感到自尊的受伤害。例如俄罗斯的小说《旅顺口》，斯大林热心地请毛泽东欣赏由此改编的舞剧，却引来中方的强烈抗议；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基本是客观地反映了“文革”期间普通人们的生活，甚至尽量美化，还是被批判成辱华、反华、别有用心之作。在中美交恶的期间，几乎以前一切中美文化间的活动都被看做文化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