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庭断绝了对她的经济支持，所以梅娘被迫返回“满洲国”。1938年，她在“满洲国”日本人控制的《大同报》做校对，并主编一周一次的妇女版。同年，柳龙光追寻梅娘到了长春，梅娘拒绝了家庭给她安排的婚事，这对年轻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的住所成了“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也成了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岸田国士的支持下，《文丛》杂志成立了，梅娘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倡导用笔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他们自创的杂志很快就停刊了。之前，《文丛》刊出了梅娘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这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的作品收录了十一篇短篇小说，被认为是“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在《第二代》的前言中，“满洲国”著名作家梁山丁作出了权威性的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39年底，柳龙光受雇于华文《大阪每日》，他们移居到了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给梅娘和柳龙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梅娘目睹了战争同样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娘写了《蚌》《鱼》和《蟹》等小说。
“珍珠港事件”后，柳龙光夫妇回到了中国。柳龙光被聘请到北平，掌管原来由日本情报部门控制的杂志社，他改组了原有的作家协会，任干事长。梅娘则受聘北平《妇女》杂志，任编辑和记者。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化解中日仇恨，结果被扣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梅娘始终认为把妇女的受压制和男性中心的社会相纠葛，是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源。她在给另一作家吴瑛的信中就说：“我想女人是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这世界变成天堂……女人在这个社会中受到许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这些话语，控诉了“满洲国”男性中心社会的所谓“乐土”。
1943年，柳龙光掌管的几份杂志卖得不错，两人继续秘密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们共同参加了满洲华北的文化联络活动，在北平相对自由的文学界中，梅娘积极介绍“满洲国”的女性作家，如吴瑛、蓝苓、朱媞等。梅娘的《蚌》《鱼》《蟹》这三部小说，奠定了梅娘的成功。1943年，《鱼》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次年，《蟹》获得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这三部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年轻中国女性对压迫作出的抗争。殖民社会成为她们的恐惧、没有安全感的压抑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蚌》《鱼》《蟹》描写了在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里中国女性抗争不屈的真实。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缓解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
梅娘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是在她二十五岁之前完成的。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三十年悲剧做了伏笔。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梅娘夫妇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叹的是，柳龙光在归途中，所乘的太平轮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梅娘在失母丧父之后，迎来更惨痛的第三次打击。她怀着身孕忍着伤痛把两个女儿带回了祖国。返回大陆后，梅娘曾当过两年的中学语文教员。1951年，她被调到农业部宣传司，是最早参与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则被划为“右派”及嫌疑间谍。她一直被审查，受批判、劳教、管制，划入另册，过着非人的日子。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十三岁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病死在救济院，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治疗不及，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在史铁生看来，正是这位大女儿，让“梅姨”（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