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时我订了美国杂志，却从来没收到过。我看过的最近一本《时代》周刊是五个月前的了。每天的那张所谓的报纸当然是中文的。轰炸后的第二天，我和林翻译一起回到家。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报纸。小朱当时正坐在客厅里，一见就笑了。
“有什么那么好笑？”我问林。
“小朱笑您总是买报纸，但又看不懂。”
只有在我提出要求时，林才会为我翻译报纸的内容。我说：“那好办，你可以替我读。上面说什么了？”
“上面说日本人扔了几吨炸弹。”
“死了多少人？”
“几百人。”
“伤了多少人？”
“报上没说，只是说死了几百人。”
林和朱说起死亡时，似乎无动于衷。其实，当我们一起观看被炸死的苦工、妇女和儿童的残肢断骸被成堆抬走时，总用手帕遮着流下的眼泪。
昨天，我为了散散心，让心情好起来，就去了市中心和杨先生碰头。杨是我新近认识的朋友，能说英语，在市中心开了家小茶馆。当我独自一人驾车出现时，他颇感意外。他给我斟上茶，倒了些劣质的中国白酒。中国的那些白酒无论是气味还是口感，都很像肯德基州私酿的烈酒。但中国人全都对白酒热爱不已，所有正式宴请场合都提供。两个身穿蓝色棉袄的女孩，咯咯笑着过来作陪。我建议我们开车到乡下去吃中饭。
我的车是右舵车。有一阵我忘了在东方是靠左行驶，开到了对面的车道上。林说靠左行驶是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坐左边可以更好地用右手握剑来战斗。我对此很怀疑，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哪个中国人是想打斗的。
我几乎撞到一排在路边走的人力车夫。长江上没桥，我又怕等渡轮时被林和我的保镖们发现，所以走了唯一一条通往乡下的路。但在这条路上，林和他的助手同样可能来阻拦我。
“睁大眼睛，注意我的翻译有没有出现。”我一边跟杨说，一边按喇叭把聚拢过来的人群驱散开来。我们终于开到了成都路，好几次差点发生撞车事故，还好最终没闯祸。这条路穿过山峡，向西北延伸。一开始，驾车在路的左边走，确实让人很困惑，特别是每当有行人走到车前时，不是怕撞倒他，就是怕刮伤他，因为那行人就像只鸡一样，会突然往旁边一跳，事先完全无法判断方向。
“杨，”我问，“为什么这些当地人总是走到我的车前面？”
“哦，”他尽量用最正确的英文回答说，“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后面有鬼跟着。他们走到车前，然后跳开，那么后面跟着的鬼就给车撞死了。”
“那如果是一个外国鬼开车，那么做还会有效吗？”
“当然，当然。”他笑了起来，把我的话翻译给两个女孩听。坐我旁边的那个女孩笑靥如花地点点头。我觉得她很漂亮。
走了十英里后我们找到一家其脏无比又散发着恶臭的小餐馆，我们停下在那儿吃了午饭。因为餐馆里既冷且湿，我们就叫了好几个菜和热酒。等上菜的时候，我问杨哪儿有厕所。他说不知道，转而问我的女伴。
“她说就用痰盂吧。”
我的这个休假日过得索然无味。但回家后，倒是从林和吴身上找到了点乐趣。他俩从公馆的门里冲出来，司机跟在后面。他们还没到车跟前时，我已经熄了火，把钥匙藏进口袋里，然后才拉上手刹走出来。
吴是个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他和手里拿着车钥匙的司机争论起来。他们尝试不用钥匙启动车，不成功。然后，吴把钥匙插进锁孔，将车启动了。
“顾问，没钥匙您是怎么启动车的？”吴问。
“可能是点火电线发生短路了。”我回答道，然后就走开了。我回过头去，看到吴掀开机舱盖检查电线。虽然司机最后会悟出原因，但他们大概先得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才行。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趁林不在的时候，我在司机身上耍了一个低级的伎俩。当时除了听差外，屋里只有我和司机老方。
“老蔡，”我问，“问问老方要不要在浴缸里洗澡。”
“他要的。”老蔡笑着回答说。
换上是一个中国雇主的话，即使家里装有浴缸，也不会允许下人使用的。所以，老方得了这个机会，当然大为高兴。但当他躺在顾问的浴缸里享受、编织故事好向朋友吹嘘时，我在他的口袋里找到车钥匙，做了个钥匙模子。
吴和林检查完车子以后来到我的房间。
“找到问题所在了吗，孩子们？”我问。
吴照着美国人的样，啐了一口。
“别在我身上玩什么奇迹，没用，”他说，“您这么偷偷跑开，是不是觉得很刺激？”
“没有，”我不高兴地说，“不觉得。”
“您偷跑过十次了，”林说，“老话说，偷一次可能是错误，偷十次，就是习惯。要砍头。”
“我是囚犯吗？”我问。
吴笑道：“那头‘笨驴’非常生气。他要见您，现在人在楼下。”
“让他见鬼去，”我说，“另外告诉他，我的合同下礼拜一到期，我要回美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