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总算给我找来一个烧炭的铁盆。我用来做办公室的客厅终于有了些暖意。但这来得太迟了，我得了我这辈子最严重的感冒，流起了浓鼻涕。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的右眼渐渐地看不到东西了。每晚我都得把睡房的闹钟放在灯下，而且越挪越近才可以读得出钟上的数字。从我的右眼看去，仆人们穿的单调蓝长衫成了紫色，还一阵阵闪出红光。视线里的物体当中都出现一个空洞，而且空洞逐日扩大。七个下江来的医生给我看过眼睛。他们全都受过海外教育，有的在美国、英国，有的在日本、德国。七个医生中，有六个说我的视神经受了损伤。第七个医生持另一种看法，坚持我是得了虹膜睫状体炎，即我的视网膜给血块盖住了，而这些症状是因为我身体某个地方感染造成的。他说，感染可能是结核、梅毒、淋病、牙炎、扁桃腺炎或其他炎症引起的。我做了两次梅毒化验，每次都是阴性。去一家教会医院照了X光，也没问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淋病的症状或任何其他感染。然而该医生并不为这些确凿的证据所动。看来我可能得了早期的结核病。虽然早期结核病可以导致虹膜睫状体炎，通过X光却检查不出来。这使我想起切利尼1回忆录中的一件事。书中讲到，他在吃色拉时，发现碗里有闪烁的小颗粒。他马上意识到有人要暗杀他。如果小颗粒是用磨碎的钻石做的话，他就完了。但如果杀手因贪小利而用玻璃代替，将钻石拿去卖钱，那他还有活路。但是他得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结果。这期间，他除了牵挂自己的症状，无计可施。想到这儿，我决定还是先把我的鼻窦炎治好再说。如果这还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我就飞到香港去看医生。中华航空每晚都有一个航班到香港，当中必须飞越日本人的防线。
直到这时，重庆还未出现逃避日本人的难民，我未来的学生们同样没有到达。将领们倒是大批先拥到了，带来了他们的家眷、仆人和小老婆。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将领们不管手下曾有多少人投敌或战死，总能凭权势钱财支配所有交通工具。我的车还是没有运达，但却满眼都是汽车，里头坐满了中国官员。这景象让我很气愤。我要求林给我搞一部车。他倒是替我搞到了，让我用了两天。但昨天车子又没出现，号称是在做维修。
我住的地方是条死巷，没有人力车，必须趟过泥泞的巷子走到大路上才能叫到车。可我既没有橡皮套鞋，也没有靴子。中国鞋的尺寸对我来说又太小，买不到现成的。昨晚在去看电影的路上，我终于因种种不顺，忍不住大发雷霆。没想到林听了居然大为佩服。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当上驻华盛顿的武官，这样就能学到所有美式脏话。昨晚林的耳朵着实过了把瘾。大概从杰克逊政府以来，还没有像昨晚那样，在这么小的范围里充斥着这么多的乡下脏话。从此，林的美国式词汇里，免不了会有臭袜子的气息了。我请林向“二号”转达了我的众多想法，其中包括我对那些偷了我的车的贪腐将领们的不满，我还要求“二号”收拾那些黄杂种们。我是有意发作的，期望这能起点作用。除非我使点手腕，否则永远得不到工作所需要的便利和工具。车本身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
我去了几次市中心。尽管我带着枪，可以自我保护，两个保镖还是形影不离。林不敢把他们撤了。他说，除了日本人可能搞行刺外，我每天还面临被谋杀、绑架和抢劫的危险。我相信“刀斧手”到重庆后，会对这里的治安进行整顿的。
从主路坐轿子或黄包车去市中心只需花两毛钱中国钱，相当于美元三分钱，但我还是经常步行，因为这段路不过就两英里。那段路街道很窄，两边停满了黄包车，汽车几乎无法对驶。商业楼宇都是用深色的砖或石头造的，没有一幢超过四层高。人行道上挤满了中国人，大多身穿破布衣或掉了色的长衫，中间掺杂些身着制服的军官，或穿着黑色或蓝色新衣的有钱人，他们的老婆或是小老婆则一身绫罗绸缎或裘皮大衣，一路跟在后面。这些人替街景添上一些亮点。每当有外国人在驻足朝商店橱窗观望，或点支烟抽几口时，他就成了中国人好奇心的焦点，被众人笑着观望。
在街边地摊上，可以用极其便宜的价钱买到手工制作的梳子、牙刷、苍蝇拍、袋装中式糖果、花生和西瓜子。其中最吸引我的东西是用来清耳屎用的耳挂，那是一根细棍，一头是缠上棉花的小勾。肉店的门外挂着宰好的猪和牛，同时还摆满腌制的鸭子、皮蛋、豆腐和其他美食。街边的牙医用粗糙的锤子、凿子和钳子给病人治牙，看上去就像博物馆里陈列的施刑场景，令人不禁毛骨悚然。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给不识字的人代写家书的。他们迅笔疾书，一笔一画地写下神秘的象形文字。
重庆有三家电影院，条件都一样地糟糕。池座是五毛钱一张票；楼座是八毛钱。为了面子林总是买楼座的票。楼座看电影固然清楚，看台上和过道里奔跑的老鼠也更清楚。美国的闹剧都配上了中文字幕，好让中国人可以更好地明白电影里的情节，中国人看了是高兴得又叫又笑。这里放映的新片子都是两年前的了。我上一次看的是英格兰国王乔治的加冕仪式和前总统塔夫脱的葬礼。
这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生活在这种异国情调的氛围中，我有种很奇怪的孤立感。这个国家如此之大，人口超过四亿五千万，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或更多，想想都让人不知所措。无数的人死于洪水和饥荒，却几乎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消失。不出几年，空白就会被填补上。在西方国家，平缓的人口增长曲线使所谓的马尔萨斯定律仅仅是种理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马尔萨斯定律却是紧迫和恐怖的现实，因为两国都崇拜祖先，坚信每个男丁都必须有儿子。当这些国家经过工业化，人口变得更稠密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该怎么办？即便水坝破堤，黄水泛滥全球，也比不过所谓的黄祸吧。幸好，两国人民都是平和的人，不轻易去征服别国。而且，除了执著于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之外，他们非常聪明，也可教育。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他们的旧传统及迷信之间，将有一场竞赛，看最终谁能胜出。但是要教育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和印度的三亿五千万人，是一个巨大的、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谁去做，又如何去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