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室和供我居住用的几个房间，都在公寓楼的三楼。这房子感觉像是“刀斧手”在重庆的藏匿处。他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处这样的房子。林很自豪地向我展示了卫生间。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重庆市，这样的卫生间不超过六个，属稀罕之物。一个男听差给我们递上了热毛巾和两杯滚烫的水。我以为那杯热水是用来洗手指的，刚要伸进去，却看到林用热毛巾擦了脸，并把那杯烫水一口喝了下去。见我诧异，林解释说，喝生水是很危险的，只能喝从长嘴茶壶里倒出来的水，因为那是煮开过的。我说我情愿喝苏格兰威士忌，甚至可以不加冰或凉水，而且是对着瓶口直接喝。
两个便衣工作人员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坐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围着圆桌用筷子吃。我被安排坐在了传统的上座，这是一个正对着门的座位。所以，任何敌人都休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袭击我。晚饭上了无数道的菜，大部分的菜我都搞不懂是什么。这顿饭吃了数小时。吃饭过程中，我们举着盛着热腾腾黄酒的小酒杯相互敬酒，说着“干杯”——即喝光的意思，把酒一口干掉，并互相亮出杯底。经过长时间一轮轮的敬酒，三个中国人的黄脸变成了红色。而我，也并不觉得很爽。
“这顿饭要吃多久？”我最后逼问林。
“我们的贵客要吃多久就吃多久。”
“那么，”我说，“贵客想睡觉了。他怎样才能结束这顿饭呢？”
“站起来就可以了。”林说。
我努力站了起来，客人们也都成功地站起来。他们向我鞠躬，拿上帽子和大衣，再次鞠躬，然后才离开。对于中国的这种习俗，我必须稍作解释：客人离开时，总是非常地干脆利落，就像赛场上的拳手，没有冗长和令人厌烦的告别仪式。尽管我喝得尽兴，客人的离开也让我很开心，但上床时，我还是忧心忡忡、情绪低落。这套公寓里冷得刺骨，连酒精都无法将寒冷长久驱散。我的窗外，是一个黑暗、拥挤、浓雾弥漫的城市，里头住着一百万黄种人，他们行为奇异，内心的想法无法为我所知。虽然“重庆”的意思是天堂1，但是我宁可住在同样拥挤的印第安纳州的沃辛顿，即使那里不叫什么天堂。
早晨也好不到哪里去，天又冷又湿。在铺了薄棉垫的硬竹床上睡了一晚后，我浑身的骨头都在疼。到处没有一点热气，穿上外套了我还觉得冷。林不知道在哪里，厨子去了菜市场。男听差没弄明白我的手势，没给我送来吃的，却送来一瓶威士忌。
那着实让我乐了一会儿。但是我很饿，又不敢出去找吃的，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我和男听差们根本无法交流。我从墙上取下一张重庆的小地图，示意他们跟着。我指指地图，然后指指大门上写的中文地址。两个驻守的警卫也加入到这个游戏当中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告诉我公寓在地图上的位置。
没办法，我只好尽最大努力，把门牌上的中文字画了下来，然后迈向大街。两个门卫跟在我的后面，摇着头示意我回去。我不管，照旧待在外面，抽着烟。当我把没抽完的香烟弹到街上时，一个半裸的黄包车苦力，像飞起来的鱼一样，一把将烟头抢到手里，脚步丝毫不乱。我又点了几支烟弹出去，每次都暗中跟自己下赌，看他们抢烟头的速度到底能有多快。我数到的最快纪录是五秒钟。这时，头号男听差把我叫了进去，并把我介绍给一个穿蓝布长袍的漂亮中国女孩。女孩向我行了个礼，然后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告诉我，她和叔叔以及其他亲戚住在隔壁。她说，可以让她家的阿妈给我准备早饭，或者她亲自到我顶楼的厨房给我煮几只蛋。出于客气，我请求她不必如此麻烦了。没想到我大大失策了，因为她再不提到她家吃早饭的建议。她帮我把公寓的位置在地图上标了出来，陪我到街上叫了辆黄包车。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诉了车夫，并提醒我说，坐一趟车，单程不要付超过三毛钱车资。随后，黄包车便朝着城边一个肮脏的茶馆奔去。保镖们不顾我的抗议，一路跟在车后。在茶馆里，我就着茶，吃着蘸上黑胡椒的鸭肝当早餐。两个保镖生气地在一旁看着我。
回去时，我满大街找礼物，想要回报我的女恩人。但是除了一瓶商标模糊的廉价德国香水外，我什么都没找到。我把这瓶香水送给了女孩，并夹了张纸条，邀请她与我和林共进晚餐。她的回条以不甚准确的英文写道：
亲爱的奥思本先生：
我应该说声非常对不起，今天晚上我家已安排了聚会，希望另找机会请你喝茶。非常感谢您的礼物。再见。
陆颂晶（译音）
林回来时，我因为实在无聊，已经喝掉半瓶威士忌了。因为我独自离开住处，林非常生气。我向他保证我非常地小心，而且还让他看了我的0.25口径的翘鼻自动小手枪。当然，这把枪他以前看过很多次了。
“噢，那玩意儿！”他厌恶地说。
为了证明小手枪也很致命，我对着“刀斧手”的门开了一枪，子弹穿门而过。这让林更生气了。
没有任何来自“刀斧手”的消息，他因为一些神秘的任务而消失了。没有学生的踪迹，也没有截获的文件要破译。但是一个叫秦莆（译音）的中国学生准备把我的密码资料译成中文。秦莆刚从德国回来，说话轻声细语。为了消磨时间，我起草了一个密码使用法的基本课程。秦也将把它译成中文。秦是一个杰出的中国学者，英文比林的好，也了解西方的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