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达拉斯。
肯尼迪的真正之谜在这里。
这不是关于奥斯瓦尔德是否单独行动。
这不是关于3颗还是3颗以上子弹，从后面还是前面射击的没完没了的讨论。
这不是关于交织在一起的诸多理论，它们把这支著名的6.5毫米口径卡卡诺步枪的子弹上膛，归咎于卡斯特罗或反卡斯特罗者、黑手党或中央情报局、俄国人、约翰逊、极右派、极左派、军工复合体和赌场游说者、中国或以色列、犹太人或新教徒、得克萨斯的富人、联邦调查局、越南人、埃德加·胡佛、哈罗德·休斯。
这更不是关于那些可悯的、不倦的“刺杀肯尼迪事件调查者”。今天早晨我看见他们在得克萨斯学校书库的对面，在犯罪发生地的迪蕾大厦，对寥寥无几的公众发表长篇大论，不遗余力地兜售他们的纪念品。一位称他可以提供第二位枪手存在的“肯尼迪真相”，另一位的“从未公布的世界独家专访”，显示总统遗体上的伤是假的。第三位提供了一个新的“目击者录像带”，它戏剧性定格了的画面、疯狂的近镜头、模糊的被红笔圈过的脸，据说可以把沃伦委员会的结论击碎。最后一位有亚伯拉罕·扎普鲁德电影中没有的“漏掉的13秒”，这毫无疑问地证实那部电影是被加工过的。
不。如果有一个谜，它就在这里，在书库6楼，当我面对黑白照片、这些活动和静止的画面，我被一种情绪所淹没，我们对展现在这里的一切太熟悉了。
更具体地说，这是一种少有、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情感反应，我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有的博物馆、纪念堂从未有过同样的感受。其自相矛盾之处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描述：
首先，这些形象是陈词滥调。我们曾一遍又一遍看到它们。所有这些有关肯尼迪生平的照片和不断播放的电影短片中，一遍又一遍地展现暗杀或葬礼场景，没有丝毫新意，甚至没有任何能带来一定惊奇的信息。这不再是一个重复的喜剧，而是重复的悲剧，来这里的美国人，像我一样的肯尼迪神话追随者，进入那间小放映室，来看那些无休无止重复的场景；最后一个转弯，车队中一辆车离队，警笛长鸣，奔向帕克兰医院外伤室一号。我们都对这些事情的顺序烂熟于心，能依次背诵这些。
其次，肯尼迪神话本身。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肯尼迪神话已不再是神话。或者，换句话说，没有其他神话像肯尼迪神话那样，40年来成为极端、毫无禁忌的非神话热忱的主题——一个接一个的丑闻，一本接一本的畅销书——结果是空前的成功。我问周围的人。我与来自美国各地的回忆与传奇的崇拜者交谈。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与杰奎琳的美满家庭是一个编造的公关样板。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位皮肤晒得黝黑的乐观而健康的年轻英雄，是一个体弱、严重依赖睾丸激素和可的松药物的人，他充满活力的外表只是一个假象。所有人至少都听说过“父之罪”——约瑟夫·P.肯尼迪的反犹或亲纳粹倾向，令人怀疑的家庭财富最初的来源，甚至使肯尼迪入主白宫的诡计。换句话说，没人能设法完全无视这位常胜的、决断对错的美国的化身，这位“伟大总统”、“有远见的人”，也有这样的时候：在当政的1000天中，派首批军事顾问到越南，发动灾难性的猪湾入侵，并在发表华丽辞藻的《我是一个柏林人》演讲的前一年，让可耻的柏林墙高筑。
第三，除此之外，尽管任何一个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大量信息，尽管隐藏的面目已经暴露给大多数人，尽管40多年来肯尼迪神话一直有条不紊地走向破灭，但这个男人的一个光辉形象就足够了。其中一个形象是一位年青的、容光焕发的白马王子，美国小报，从华盛顿到月球，富裕，幸福，新边疆，无忧无虑。在他们为媒体编造的谎言中，杰奎琳穿着奥莱戈·卡西尼礼服的一个形象就足够了。另一个形象，在悲剧发生那天，她的粉色套装沾满血迹，腿张开，四肢着地，抛开对个人形象的关心，身子斜靠林肯车后座，去拢住她丈夫四散的脑浆。另一幅照片，又是杰奎琳，穿着同一件她不想换下的沾着血迹的套装，在约翰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站在他身旁；还有一张，她黑纱蒙面，边上是身着燕尾服的鲍比，或者是和两个孩子，他们有点儿太短的腿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爬着，向他们的父亲告别。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印象，就足以使你充满不适，我不清楚还有什么会引起同样的感觉——甚至是“9·11”的图像。
一个什么样的老生常谈使你哭泣？
一个什么样的、你不再相信的神话，却仍在发挥作用？
就是它。就是历史爱好者们在纳闷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自己的神话时所问的问题——希腊人像安德烈·纪德那样回答道，这不是信仰而是赞同的问题。
事实是，总而言之，肯尼迪传奇调动了伟大而又朴素的情感；一遍又一遍，我们不知厌倦地见证着生与死。在这受难与爱的会合中，在权力与不幸、倒下与拯救的交织中，在这英年早逝的故事中，在这华丽却被诅咒、诸神垂顾但又被难以想象和难以摆脱的厄运追逐的家庭的真实故事中，是一个悲剧的永恒形式——“恐怖与怜悯”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戏一幕幕上演，让我们战栗不止。
正如肯尼迪家族所经常宣称的，肯尼迪家族不是一个美国王室家族。他们是背负俄狄浦斯、阿基里斯、特休斯、纳西瑟斯、普罗米修斯命运的兄弟。他们是一个自认不需要悲剧的国家的悲剧性衬里。他们是美国的希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