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拉美裔人，站在猎捕非法移民的前线，你是否发现这很难？”
接着，“当被你逮捕的墨西哥人说你是民族的叛徒、假朋友的时候，你对他们说什么？”
安杰尔·桑塔·阿纳板起了面孔。
这位圣以西边境巡逻队的年轻官员圆润的脸，突然变紫。
“我是一个美国人，”他回答说，“首先是一个美国人，我在尽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责任。”
接着，他的神情又恢复了常态：“的确，结束这道栅栏只能鼓励人们继续越境，并陷入险境。”
他指着身后墙上的一块看上去像高速公路上路牌似的金属牌，上面简单地画着一条蛇、一个溺毙的人、一个太阳、一座陡峭的山，还有几个用西班牙文写着的黑色大字警告：“注意！这里是禁区！不要拿生命冒险！不值得！”
“也的确，”他接着说，“我的一部分使我理解这些人。我对他们怀有某种敬意，或至少是同情。这就是当他们中的一个人被逮捕时，我对我的同事所说的话。我让他们去倾听，去与他们谈话，特别是表示同情，因为我们能从这些冒险来到这个国家的家长身上学到很多。但与此同时，你想让我做什么？你得遵守法律。我在这里维护法律。来吧，‘来吧’，我会带你到现场。”
我看他驾驶着旅游车，沿着栅栏在干枯的路上迂回地行驶着。他蹙着眉，一脸紧张、严肃和警惕的神情，一副警察在缉捕过程中变成猎人的样子。
过了20多英里我们停下来，在远处，群山环绕，我观察他的举止：一个发现猎物的侦察员。他解释道：“追捕非法移民是门科学。黄金定律是绝对不能让太阳落在你的后面。但如果让太阳在我的前面，如果我面向太阳，那什么都逃不过我。土里最小的脚印，草的沙沙声，向我发出警报——我知道所有这些迹象。”
我听他告诉我他熟知的这些人的一千零一个诡计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安杰尔·桑塔·阿纳，他自己的家在这里，他暗示，一代人也许两代人以前，他们越过同样的边境，追寻同样的梦想，冒着同样可怕的危险，来到美国。这或许是使他对这些人抱以尊敬与同情的原因。我听着他用从家庭记忆和美国边境巡逻队两方面所得到的知识，告诉我所有这些被他追捕的穷人的诡计，也许他自己的家人以前同样被追捕。一个孩子用链子拴在汽车底盘下，一个耍杂技的妇女设法把自己挤进发动机盖下。一条始于墨西哥那边台球室下的隧道，通向亚利桑那一幢房子的楼梯——这用了好多年！这些人具有难以置信的想象力！但我们知道他们想出的所有伎俩，这就是为什么是我们最后赢得胜利。
什么在这里最终获胜？炫耀的同情或执法？他的敏感，他曾经历了所有这些，他保持着在抓到一个让他想起自己父母的非法移民时的柔情倾向？或者是另一个，也是经典的条件反射，即关闭他身后的大门，因为他已经在门里了，他做得更狠，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所有诡计？很难说。我假定两种可能都是真的。我也假定这里有1000次的良心危机，当警官们动摇了，被撕裂，不再知道他们应为他们的家庭还是他们的国家服务。但对此我可以肯定：如果你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如果你忽视心理因素片刻；最主要的，如果你努力不去想那些可怕的冲突，它们是这些优美词句背后的真正代价，而仅仅来思考所有这些的结构性效果，两个因素就会出现。
通过招募讲西班牙语或那些愿意学西班牙语的探员——通过选择一种在像法国那样的国家里难以想象的正面歧视——你显示出拉美裔人可以缉捕其他的拉美裔人，你强调“种族”既不是一个单位也不是一个部落，你自相矛盾地在美国社区主义中打入一个楔子。
并且，通过允许像桑塔·阿纳那样的人存在来忠告提华纳人，只想成为美国人是不够的；通过他们来清楚说明，美国是需要挣得的，美国公民身份不是一个礼物，而是一种征服；通过安排他们守卫这些可怕的哨所，他们自己的同胞曾饱含血泪地通过，如今还是每一关都要过，也许他们仍然在，同样自相矛盾地，维持和这个国家同龄的对美国期望的古老形式。
因为我在加州看到了两种移民模式——并且，我相信，它存在于今天的美国。
朝鲜、亚美尼亚、伊朗和中国模式的移民是把新移民容纳在经济和文化的蚕茧中，他们和其他族裔的蚕茧极少沟通。拉美裔的模式则相反，他们把参与者置于在结构上与很久以前的移民情况区别不大的环境里，一旦他们通过了艾利斯岛的甄别，一旦他们除去了自己身上的虱子，并体检证明自己不是梅毒患者，在他们“值得”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之前，他们还得忍受一代人的劳苦和汗水。
在那时，“先是文件，然后是汗水”。如今，“先是汗水，然后，如果一切顺利，才是文件”。但结构依旧。“成为美国人”是不变的主题，它复杂、痛苦、孤独、充满耐心和狂暴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不确定。在欧洲，新移民带着一种权利感来到欧洲。在美国，新移民视任何事物都不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美国是一个必须去挣得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