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怎么能是阿拉伯人——我的意思是，既是阿拉伯人又是美国人？一个人在“9·11”后的美国怎么既保持穆斯林的信仰，又不被认为是坏公民？对于密歇根往西几英里远的迪尔伯恩的居民来说，这个问题甚至没有出现。当然，这个镇有点特别。例如，麦当劳在这里是合乎伊斯兰教义的食物。一家超市，名字叫半岛。这里有清真寺。我注意到一辆旧福特汽车，挂着美国人喜欢的那种个性化车牌，上面写着“塔利班”。我很快发现鲁日河附近的旧福特工厂，像拉克万纳的伯利恒钢铁厂，如今部分厂房已经化为生锈的钢架、没用的管子、空的地窖，部分损毁的仓库中间长着树——对话很容易在阿拉伯语和英语之间来回转换。但我遇到的所有人，所有的商人、政治家、社区领袖，当我问他们在现今基地组织时代，如何把两个相互关联的认同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一切都是尽可能的尽善尽美。
在法国正在毒害争论的双重效忠问题在这里不是个问题。在沃伦街上卖道地美国饮料的阿赫姆德，围着穆斯林头巾，像个锡克教教徒。他说：“当然有些问题；当然有反应；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当然到这儿来找恐怖分子；但他们没有找到；我们是模范的美国公民；他们不可能找到。”纳赛尔·M.贝都因是个兴致勃勃的年轻商人，娶了位法国女人为妻；当他说“我们”的时候，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我们”并不是“我们阿拉伯人”，而是“我们美国人”；他告诉我，他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商会的理事。在商会大会议厅，“我反对伊拉克战争，不是为他们，阿拉伯人；而是为我们，美国人；这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文化，这个民主的典范在为自己变成占领国的宿命做准备。”接下来，还有阿拉伯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阿贝德·哈蒙德，他告诉我说，这个组织规模不大，其作用是采访、评估，最后推举各级地方或全国的候选人。
当布什2000年写给他一封一页半的私人信，抬头上写着“亲爱的阿贝德”；当克里问他该怎么做才能赢得底特律的阿拉伯人的支持的时候，他给克里一封布什的信的复件来激励他；去年1月，他为克里、威斯利·克拉克和众议员哈罗德·迪安组织了一系列的电话采访；他让他的一个小组跟随一个伊利诺伊议会候选人，出现在他所有露面的场合和记者招待会，甚至是最小的场合；当他今天早晨完成了寄给他的所有成员的情况通报信——我是否知道在做这些的时候，他的榜样是什么？当然，是犹太人。犹太社区的力量是这个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他们成功地创造这股力量，他们知道怎么去买、怎么带着额头上的汗水去挣，这条他们走出来的路让他们把其所有影响力聚集到一起。“人们怎能不受此启发？”他问道。“我们晚了50年，我承认这一点；如今，他们比我们强大10倍；但你将会看到，我们也能办到；总有一天，我们将并驾齐驱。”我不敢说这番话没有可疑的弦外之音。也许，这一克制完全是战术上的，而其理念依旧是最终不仅要和犹太社区并驾齐驱，而且要超过它们。不言而喻，犹太社区就是敌人。我发现，在与贝都因的谈话中，他绝口不谈以色列，也小心翼翼地不去质疑它的存在，但对他来说只要“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不从“占领者” 那里赢得权利，就 “根本谈不上”去那里旅行。
但最终，事实依旧。我们远离伊斯兰堡，隐藏在卡茨基尔地区（纽约北部，译者注）附近，当我调查丹尼尔·珀尔之死时，我发现这里是原教旨主义的聚居区，恐怖主义思想家阿里·沙·吉兰尼在这里受到尊崇。这里更不是那些法国城市的郊外，在那里国旗被践踏，在放国歌的时候，人们发出嘘声；在那里，对接受他们的国家的仇恨和急于付之行动的反犹主义不分高低。很好的美国教训。令人尊敬的运转中的民主形象——那就是，融和与妥协。在底特律城区约有11.5万阿拉伯裔美国人。还有120万阿拉伯裔美国人，分散在密歇根、俄亥俄、伊利诺伊和美国其他地方。尽管有伊拉克、布什，还有号称文明冲突的鹰派，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特征：美国梦，如同先期到来的世世代代的爱尔兰、波兰、德国或意大利的移民，它具有同等的生命力；再有，与此相关，一种以犹太社区为榜样的热情、一种执著、一种模仿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一种模糊的期望——一种向往，如果我可以恶搞式地模仿德雷福斯事件前法国犹太人的著名座右铭，那就是像美国犹太人一样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