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普遍对于从事观念和知识活动较为轻视，所以很难摆脱成王败寇的思维。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提到当时一个美国博士多克·巴内特（DockBennett）的感觉。他认为：“民主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23
黄仁宇说在巴内特访问过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原来民主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24
黄仁宇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是同一辈人，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和处境（特别是后半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很容易产生思想共鸣。黄仁宇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曾肯定延安道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至于特定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25
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可以设想，如果黄仁宇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回到中国，他对中国的观感，也会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相同，至少作为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当时并没有看出中国历史的真相。是何炳棣缺乏观察历史真相的知识准备吗？不能这样认为。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7─8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26从这段史料可以判断，上世纪70年代初，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失察，主要不是知识的原因，而是民族情感所致，特别是联系到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主权地位这一事实，就更容易理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
三
一个睿智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必须在思想上保持对某种制度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依赖知识背景，排斥个人情感，理性的支撑以思想为基本后盾。
在历史上，对极权制度产生错觉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是看到了真相，但出于各种考虑把真相留给历史，当时只说出假象，比如罗曼·罗兰。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良知和勇气，敢于背叛自己的理想和知识信仰，比如纪德。但更多情况下，对极权制度的错觉源于基本理念和思想倾向。
1926年夏天，胡适对莫斯科作过三天的访问，后来他在给张慰慈的信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作了肯定的评价，为此他曾和徐志摩发生过一些争论。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面对苏联，何以会与徐志摩对苏联的评价完全不同？其实主要还是对真实情况的了解程度和知识观念之间发生了偏差。因为他当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上并不清晰，所以所见也就不同，观念不清晰，怀疑就无从谈起。而徐志摩一开始就对这种制度保持警惕。
1925年徐志摩到苏联去，但徐志摩笔下的苏联却是这样的情景：“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27徐志摩写《欧游漫录》前后关于苏联的言论，完全是批判性的。
徐志摩对莫斯科的感觉是：“但莫斯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怕，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个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28
1936年，纪德到苏联参加高尔基的葬礼，写了著名的《访苏归来》等一系列文章。纪德本人是苏联的同情者，认同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在苏联十周的经历，完全改变了他对苏联的印象。在莫斯科，纪德的感想是：“在这里，关键是让人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国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