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发表同济大学学生杨寿慈《资产阶级反动文艺作品腐蚀了我的人生观》。文章中除了批判《飘》之外，还批判了《风萧萧》和徐訏的另一部小说《鬼恋》。
6月14日，发表蓉蓉《〈飘〉使我变成妖形怪状的阿飞》。云剑的《〈风萧萧〉引导我们走反人民的道路》文章说：“我思想上受毒素最深的，是反动文艺小说《风萧萧》。在我看了之后，对国民党的情报员白苹、梅瀛子的腐化生活，认为是幸福快乐的。其次把他们在抗战中卖国投降的勾当，认为是‘爱祖国’。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帮助反动政府屠杀人民的特务匪棍，认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当时我对书中一切的所谓英雄们，我都崇拜、钦佩、羡慕；我的思想完全和他们融合了起来；虽然在行动上未曾做过像他们的特务勾当，但思想上早已计划将来怎样追求像他们的生活，怎样来干一下像他们的工作，我在不知不觉中已麻痹了自己，接受了反动思想。解放后，新的事物不断教育我，从理论上我认识了旧小说是有毒素的，但是我不曾发现《风萧萧》这本书的丑恶。经过‘三反’‘五反’的学习，和《文汇报》上青年朋友们的检讨，惊醒了我的迷梦，我比较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终于认识到《风萧萧》的阴森面目，它不但掩蚀了美蒋特务和罪恶，使人染上空虚、堕落、麻痹、享乐的倾向，并且使人把屠杀中国人民的美国特务认作‘朋友’而引人走到反人民的路上去，毁灭了自己。”
6月15日，发表震旦附中王纪堂的文章《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作品使我意志消沉》。他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无名氏的作品《塔里的女人》。他说：“由于受了这些文艺作品的影响，我就热烈地追求、羡慕、留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穿阔肩的西装，戴阔边的太阳眼镜，我认为这是我的英俊和潇洒，同学们都叫我做‘美男子’，我平时就跑跑咖啡馆，听听爵士音乐。由于受了《塔里的女人》的影响，我又幻想着将来能过悠闲的生活，过田园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根本就没有。我只是想：世界上只要我一个人愉快就可以了。由于这些小说的影响，在恋爱观上我曾得了这样一条定律：爱情的创造是需要金钱的。认为有了钱就能获得爱。”
6月16日，发表陆行中学学生倪墨炎的文章《我怎能轻视劳动人民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也对徐訏的《风萧萧》进行了批判。他说：“起初我对这本书中宣扬资产阶级荒淫的生活，是感到讨厌的，觉得农夫们一天到晚地辛苦耕种，流血流汗，还吃不饱，穿不暧，而他们毫不劳动，却终天狂饮大吃，奢侈到了极点！但看到后面，作者告诉我：他们也是‘抗日’的。等到把书读完，觉得他们既然也是‘抗日’的，那么狂饮大喝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不但不再讨厌那种生活方式，反而由羡慕甚至追求那种生活方式了。由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以当我担任学生会工作时，学生会派我到市区办事去，我不愿坐电车而愿坐三轮车，有时还把公家的钱积下来，自己花用，认为我为同学服务，享受一下也无啥关系。我读书也用功起来了，为的是以后可多享受……我读了《风萧萧》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的作品，开始改变，从靠近农民的我，变得在思想上靠近资产阶级的人了。”
6月17日，讨论进行了近半个月，编者作了一次小结，集中发表了四个青年的文章，分别是：上海财经学院学生徐锦龄《大流氓有啥值得钦佩？》，批判小说《飘》对自己的毒害。宁波效实中学学生曹智澄《〈飘〉几乎毒死我年青的心灵》，批判了《飘》和《风萧萧》。长春东北银行专门学校闻立经《我认清楚了美国式的“文明”》，批判《飘》。上海市第四妇女消费合作社张荣君《挖出腐朽思想的根源》，批判了《飘》。
6月18日，发表上海师范学生程秀文《和丑恶的思想告别做一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周相林在《这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散布的毒素》中说：“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十七岁时在一所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学校是在美国神父控制之下的，他们假装慈悲，要我们埋头读死书，说是毕了业，有学问就可以到美国去‘镀金’；用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来引诱我们同学，用资产阶级腐化思想来毒害我们同学，介绍了我们去看反动书籍，《飘》就是其中的一本。这些书告诉了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沪南实习学校小卒在《〈风萧萧〉使我敌我不分》中说：“徐訏的《风萧萧》，在我纯洁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黑影，使我敌我不分，把屠杀人民的国民党特务白苹当做值得崇拜的人物。我房间里的家具和装饰，从壁上的花纸、窗帘，一直到床上的被褥、枕头，甚至于一支铅笔，都是银色的；我要穿银色的大衣、外套、衬衫、皮鞋，就连插在头上的花和飘带也是银色，因为不这样就不像白苹。我把自己打扮得一身‘银装’，去赴男朋友的约会，对方如果不说一声‘你真像白苹！’我就不开心；哪怕是一个笑容，我也要学得像‘百合初放’，好像不这样便显不出我的美丽；在和别人说话之前，总要先来一副矜持的样子，因为，不如此就称不上温文柔雅大家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