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52年6月《文汇报》“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为例
一 文学制度的变化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这次历史转型主要发生在政治层面，但它带给社会生活的变化却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指“十七年”的文学）之所以变化成为后来那样的情形，也不是偶然的，它有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它的发生历程中有许多值得分析的历史现象。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家队伍的变化
1949年以后，从作家的结构上看，这个时期最活跃的作家以延安作家为主。延安作家的构成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由延安自己培养的作家，一是到过延安的原左翼作家。那些曾在国统区写作的政治态度中性的自由作家和原来以新月文人集团为主的作家，从1949年以后已开始受到冷落，他们由中心退到了边缘。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正在一个兴盛时期，它的主要标志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正在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像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师陀、无名氏、徐訏、钱锺书，等等。他们当时正是四十岁左右的年龄。但由于时代的突然转换，他们的创作活动已经不能按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达到和形成的传统继续下去了。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到了1949年以后，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总格局上观察，在新时代，一个作家是不是有过延安经历，是他们能否与这个时代在各方面都达成平衡的一个标志，没有过延安经历的作家，已经由过去的主流位置退居边缘了。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当时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作家。
当时在文学制度上选择了与过去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果说过去作家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由职业的话，那么现在这种职业已经不再是自由职业，它也被纳入了体制，成为一种单位职业。因为不可能起用大批旧知识分子，而又没有那么多新知识分子，就必然要加强对于新知识分子的文化培养。在作家方面，就出现了日后对于中国作家协会体制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讲习所的主要负责人是丁玲。
马烽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 1
当时中宣部没有同意他们办文学院，但同意他们办个文学进修班，主要是给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那些青年作者提供一个读书提高的机会。这就是后来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当时的中央文学讲习所主要承担了两个功能：一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确实提高了一部分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的艺术素质，比如陈登科，他在进入文讲所之前差不多是一个文盲，后来他们都在文化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二是文讲所为后来各地的作家协会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在50年代和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出身于文讲所的作家中有相当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中国作家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由作家协会来负责管理的，所以在“文革”前，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活跃的作家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方法上，主要是受出身于文学讲习所的那些作家的影响。
那时的文学讲习所，除了一些专题讲座外，还要学习政治。马烽回忆说：“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班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2
它一方面制约成熟的现代作家的文学活动，另一方面却又在培养作家。
（二）出版制度的变化
1949年以后，对于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就是出版制度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依赖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和成熟而发展。有现代的出版制度才能形成以自由写作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作家，中国现代作家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他们一生中的最高水平，就是因为还没有丧失保证他们创作活动最重要的现代出版制度。以自由和公开为基本特点的现代出版制度的消亡，导致学术和文学活动所依赖的自由空间完全丧失。
（三）现代大学制度的变化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它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都和中国现代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和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大体上可以说是由中国现代大学而来的。但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大学所形成的传统，比如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大学和校园结社自由等都不存在了。由于失去了这些传统，文学的发展已成为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