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这“是一个旧的带有斑痕的五角星的形象，以它来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来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裂开后又焊接，但它还是一个质地坚硬的完整的五角星”，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五角星，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了多少代人的理想的一种符号，具有象征性。这个五角星经过了多少磨难、奋斗、苦难与牺牲，怎么苦难，怎么牺牲，始终是一个完整的五角星。”“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可以想得很深刻，艺术技法上有让人琢磨的地方，在思想上给人一种深思，给人一种联想。”（詹建俊：《〈五角星〉是一个具有革命象征性的形象》，闻立鹏：《观念艺术加到绘画技法里》，《中国文化报》，2000年7月1日）
一个小小的“五角星”，批评家们得出的结论竟如此不同，比鲁迅先生所谓从《红楼梦》中道学家见淫、才子佳人看到缠绵悱恻、革命者从中发现反满革命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近年上海一心要建造的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风波屡起、一度难产便与这种“阐释的自由”不无关系。此楼由日本公司投资、设计，这个顶部有圆形“露光”的设计方案公布后，遭到一片斥责，为数不少的中国建筑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更改易令人联想到“两把军刀托起一面日本太阳旗”的造型设计，因为“这建筑到时候是要代表中国形象的，代表国家形象的东西如果让人觉得有隐晦的意味总是不好受的”。如果设计者料到如此，一开始若将这个圆形的“露光”阐释成不是“日出扶桑”的太阳，而是“东方红，太阳升”的太阳，两个细条状建筑面阐释成人们高张双臂向太阳致敬，岂不可避免这场风波？对于这些争论，有关领导曾私下就造型问题与日方交流过。由于方案已不可能大改，于是在最新的修改设计方案上，“露光”的圆洞下部出现了一座天桥，让人勿将此诠释成“太阳”。经过这样修改，此楼终于再度开工。（《似日本军刀 七年难产传言不断》，《法制晚报》，2004年11月12日）当然，人们仍可严厉责问：“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上横加一杠居心何在，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后现代观点看，对同一件作品的观点截然相反、阐释出的意义完全不同，非常正常，端看谁能想方设法理论翻新，“争取民心”，取得“话语霸权”。后现代把批评者的主观能动性、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对作品可以任意阐释，没有任何边界，不受任何限制，对作品的阐释实际成为阐释者的智力展示和学术游戏，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瞠目结舌。确如美国康乃尔大学文学教授卡勒（Jonathan Culler）在《为“过度诠释”一辩》中所说：“正如大多数智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5页）但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阐释只有限定在“智识活动”的范围内才会“有趣”，即无论阐释者把作品阐释出什么“意义”，诠释如何“过度”，作品创造者的生存状况不因此受任何牵连影响、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后现代批评”的一个外在前提。
然而，在中国国情中，如果一个人口喊领袖“万岁”而被认定是“万碎”，结果简直不堪设想。如果一张领袖“标准像”被认定是在“偏听偏信”，有谁能承担如此重责？火焰的朝向被定性为用心险恶，确使人不寒而栗。如果一件艺术品最终被认定是对“无产阶级最神圣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亵渎”，对有关方方面面而言，后果将非常严重。九届全国美展的评委们（詹、闻都是评委）深知此中利害，所以一定要力辩这个五角星是“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上海的有关领导也一定要在“露光”的圆洞中加一天桥，以免“授人以柄”……
凡此种种，不是“有趣”，而是“可怕”。若在“文革”那种极端的环境中，这种“诛心之论”很可能真正造成“作者的死亡”。所以在中国国情中，“后现代批评”衮衮诸公不应当只想到自己“极端”的“有趣”，不应当只想到展示自己的博学和深刻，而应当意识到手中如椽巨笔的分量之重，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批评，不能没有分寸；诠释，不能没有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