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改革，也可说是一次革命。日本在野的社会精英夺得了政权，然后从上而下，主导了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重组。这一剧烈的改革，却是牺牲不大。一般百姓是被动地进入新的状况，而改革的对象德川政权则已衰败，无法抵抗新兴势力夺取政权。然而，如此大事，参与者必须有强烈的志愿，方可冒险犯难，投身其中。
明治天皇即位时，日本已长期由幕府执政，天皇全无权力，徒拥虚衔而已。反幕的主要人士大多是西南诸藩的中下级武士，也没有掌握现成的资源。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当是许多因素凑合而发挥了巨大的潜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面改革。
鸦片战争使偌大的大清帝国手足无措，竟为几艘英国炮舰逼得割地开埠。这一事件震惊了东亚各国。美国海军统领皮雷又于1853年率领舰队驶来江户（今天的东京）叩关，要求日本开放门户，接着是英国与俄国也要求援美国之例通商贸易。当时日本由德川幕府执政，长期闭关锁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正如清政权一样，除了接受列强要求外，同样束手无策。在日本的封建制度下，各地诸侯并不完全听命于挟天子施号令的幕府。在九州岛地区的西南诸藩，一向与关东的幕府政权并不十分融洽。这些“大名”（封君领主）在大洋航道开通以后，由于地处日本南端，也卷入西、葡、荷、英诸国的海上活动。中国东南的“倭寇”之患即是九州岛诸藩人参加。为此，长崎港内的出岛早就开放给外商居住，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据点之一。日本锁国数百年，只与中国、朝鲜有合法的贸易。但是，长崎一港，正如中国的澳门，是特殊的口岸，也发展为日本与西方接触的唯一商口。在长崎，有人教授荷文及西方学问，经此引入日本各地，号为“兰学”。因此九州岛西南诸藩的青年藩士对西方情形并不陌生（相对而言，中国广东的外贸商贾固然经由澳门，也了解西方情形，一般儒生却未必因为近水楼台去主动了解西方事务）。
西方强力进入日本，九州岛的青年藩士在忧患意识之外，还颇有心顺势迎接西潮。吉田松阴（1830—1859）就教育了不少明治志士。他自己在俄国船来日本时，即曾计划登船，请求附舟赴欧。他到达港口，船已离去，未能成行。在皮雷的美国“黑船”靠泊江户时，吉田于夜间登船，亦求附舟赴美，甚至甘心执役如奴仆也在所不辞。因为这一行动，吉田被判入狱，其后又因为尊王攘夷的安政大狱被判了死刑。另一个例子为福泽谕吉（1835—1901），年轻时即入兰学的学塾学习西方知识，后来随日本第一次外访的考察团访问欧洲，对于西方文化完全折服而遂有“脱亚论”，主张摆脱东方的文明，投入西方，学习列强的制度。这两位日本学者，是明治维新的理论大师。他们的观念主导了日本的思想，至今未衰。
日本自己没有原创的文化，借用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说法，日本没有经历过枢轴时代（AxialAge，指公元前800—前200年，西方、中国与印度等古文明，曾发生思想及文化上的突破）的突破而发展为文明。日本从中国输入文字、儒家与华化的佛教，也学习了中国的律令制度。虽然日本是学习的好学生，但对于学来的文明并没有血肉相连的归属感。过去学唐风，今天学西方文明，反正都是外来事物，犹如脱换衣服，没有剔骨换心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明治维新的措施及后续的发展，日本都可以选择输入：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并无困难。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必须找到自己在转换之际，如何自我定位。有了一定的定位，即有了全力以赴的方向。明治维新正是重要的转变关口，在此际及此后的日本，这一关口意义，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19世纪中期日本的倒幕之举，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内含十足的中国文化价值。从日本立场言，自满人入主中原，日本认为中国已沦于夷狄之手，日本则保存华夏文化命脉，中华的命脉已在日本。日本一直自居为华夏中心，天皇地位宛如国王，代表华夏文化秩序，“夷”则是西洋。日本自认为已不是中国的边缘，而是东洋的主人，相对而言，西方是新的蛮夷。幕府不足以担任“王者”委托的“伯”，是以必须“奉还大政”，让天皇自己主持“攘夷”的大业。
在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后，日本又将西方认作“文明”的境界，斥中国、朝鲜为不足为伍的劣者。这时候，日本自认为的使命是居于“文明开化”的强国之列，然后带领东洋，抗衡“他者”的西洋。为了领有东洋，日本遂自以为有权利也有理由制服中国，奄有东方海洋，以完成天皇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的王者大业。这一套逻辑，使日本不断改变立场，但是大和民族优越论的观点是日本自以为是、前后一贯的目标。明治维新之士，大多是浪漫主义的“狂者”，他们为此有全心全意投入的愿望，进而发展为惊人的动能。为了进入“文明开化”及担负领导东亚的责任，他们又附会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理论，于侵略掠夺行为认为是天理！这一层观念，不仅推动了明治维新，而且促使他们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求组织“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始终不肯承认其侵略与杀戮的罪责，是因为他们坚信日本奋斗的目的是为了“东洋”，目的不错，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当然，历史发展除了愿望带来的精神力量，还必须有若干配套的机缘。明治维新不能单凭几十个藩士的主意，还要仰仗西南雄藩的实力，尤其是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都不是德川幕府的军力足以抗拒的。外贸有关的商贾也投入人力与财力，例如“海援队”的组织，提供金钱，支持倒幕的军事行动。正因为有了维新的新政府，日本固有的工商界遂因为财权与政权的结合，迅速顺利地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日本著名的财阀，例如三井、三菱等都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支持了维新，也获得了金权政权密切的结合。
明治维新一举成功，由此日本确立了民族主义的强烈归属感，建立了全新的国家机器，将政府与民族在天皇的神性中结合为一。万众一心，举国以赴，是以20年内即发动侵朝犯华的甲午战争。那一役，日本竭尽全力，一战击败中国。胜利之后，日本索取中国的巨额赔款，投入军事的经费，又以朝鲜与台湾地区的资源与人力支持日本的经济建设。举例言之，台湾出产的糖、米为日本解决了食粮需求，又赚取不少外汇，释放日本的农业劳动力，使他们转投于工业生产。是以台湾的农业化促成了日本迅速的工业化。日本有了甲午之战的战果，其军力及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遂得以在随之而来的三个时代中崛起为新兴的工业国家，并以此实力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巨大转变，促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也将这一个国家带入狂热的侵略行为中，最终为日本民族带来核爆炸的巨大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