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希腊与罗马，都是古代的大帝国，其声势颇与东方的中国相埒。不过，中国有其发展及凝聚的特点，这三个古代的大邦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东亚、西亚与地中海，三个古代世界，在后世走上不同的途径，其影响及于今日。复杂文化系统的开展，时时有重要的转折，然而其发轫之初即决定了以后逐步前进的方向。
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古代亚非世界来看，今日的伊朗地区只是文明的边缘。却正是在这一边缘地带，波斯崛起为中东的主角。波斯由米提亚发展，正值古代中东由盛而衰之际，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因长期争夺霸权都已疲惫。波斯从今日波斯湾起家，很快席卷中东，奄有古代最为繁盛的地区。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是相当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管理，由效率不低的驿传来传递讯息。全国分为几个省区，总督听命于中央，收取地方的资源，以供帝国朝廷之用。波斯皇帝不但有一支强悍善战的中央禁卫军，随时可以开拔征讨，而且还有一个特务组织，负责搜集情报，监视内外臣民。
波斯帝国可称为古代罕见的战争机器。皇帝的权力在不断开疆辟土的过程中，加强了绝对的专制特性。也许正因为波斯以征战是务，这一强权也在征伐中栽了大跟头。经过三代名王的努力，波斯先崛起为中东的陆上霸主，旋即致力于征服地中海。波斯与希腊诸邦的联军对峙数十年。公元前429年强大的波斯败于斯巴达领导的联军，同年又被雅典组织的舰队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古代亚洲陆权与欧洲海权的争衡竟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崛起的历史背景。
相当于中国先秦时期，亚历山大在希腊边远地区的马其顿取得了希腊世界的共主地位。亚历山大帝国虽然盛极一时，终究未能在亚洲陆地长久存在。他英年早逝，庞大的帝国根本未曾凝聚，即分裂为三块。其中在中东的一块，终于由一个中亚草原上的族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安息国。这个中东大国，俨然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汉代中国的丝道逐渐开通，安息属于东西贸易西端的枢纽，蒙利甚丰。但是，这一富有的大国，也正如其前身的波斯，同样不能摆脱与地中海霸权争衡的历史孽缘。安息在战争中逐渐消耗，未及整合成为中东的核心，即在古罗马的扩张中卷入了数百年的拉锯战。
3世纪，波斯贵族推翻安息政权，建立了萨珊王朝，继安息而为第三个波斯帝国。萨珊波斯继续与罗马争夺霸权，其主要对手，已是罗马分裂后的东罗马。双方斗争四百年，前半段是萨珊占上风，后半段则是东罗马逼垮了波斯。在这一段中古时期的欧亚争霸过程中，还有欧亚大陆内地大族群在向西移动，即欧洲历史上所谓“蛮族”入侵。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潮水般拥入中东及欧洲。萨珊波斯与东西两个罗马都承受了极大的冲击。以波斯为核心的中东，终于在新兴伊斯兰教崛起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教权与皇权（有时是部落酋长的权力）结合为中东政治体的特色，至今仍大致未变。
在地中海上，古希腊是前期的主导者。希腊城邦系由部族转化形成的共同体。我们常以为希腊城邦制以雅典为代表，是民主政治的祖源。其实，希腊城邦毋宁是军事部落与商业活动的产物。在希腊与波斯争斗时，希腊诸邦曾以联盟的方式两度击败波斯，但是，希腊诸邦的内斗也十分激烈。统一希腊的马其顿，竟不是一个城邦，而是部落转化的王国。亚历山大不仅是希腊的共主，也是泛希腊化地中海的君王。他的帝国是军事征服的成果，却没有凝聚为一个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体。在他身死之后，他的帝国就分裂了。
罗马接续了地中海的霸权，甚至欧洲的霸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早期罗马共和国，不过是泛希腊世界边缘的一个城邦，由意大利半岛上的部族模仿希腊城邦的制度，崛起为地中海的主人。共和国是罗马城内大族领袖结合的政治体，实权在元老院的寡头政治。经历了公元前1世纪恺撒、庞培与克拉苏和安东尼、雷必达与屋大维前后“三雄”的斗争，终于将罗马转化为君主政体。军事领袖挟兵权夺取政权，这一帝国又演变为将军们轮流称帝的军事政权。罗马的扩张，自罗马共和国起，从无停息。罗马军团兵锋四出，出征的大军，就留居在被征服的领土上。于是，罗马在不断胜利的同时，也耗费了自己的国民人口资源。罗马人不够了，伊特拉斯坎人不够了，意大利人不够了。一次又一次，“公民权”的不断扩大，一批又一批的异族进入了罗马，也改换了“罗马”的性质。条条大路通罗马，欧洲因此也改变了。
帝国之内，每一片新得到的领土，都与“罗马”有特殊的关系，经过当地原有族群与罗马军团的“协商”，构成各处领土的权力集团。罗马法律理论上是帝国共同的法律，实际上各地原有的法律也还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耶稣上十字架，不是罗马总督的裁决，而是犹太人以犹太法律处决了耶稣。
在中古时代，所谓“蛮族”入侵，实质上已为罗马送终。罗马分裂为二，西罗马在混乱中消失了，东罗马则实质上是亚洲陆地的帝国，其性质更近于波斯以来的东方专制，其中已没有多少“罗马”成分。在一片军人与蛮族的扰攘之中，罗马的权力落在基督教教团手中。信仰这一新兴宗教的军人，拱手让教会取得统治权。僧侣们的领袖，号称使徒彼得继承者的罗马主教成为罗马的教皇；许多教区主教则形同地方首长，分别结合了部族的军事领袖与商业城市的富商大贾，在欧洲建立了前所未见的神权政治体系。
从波斯帝国到伊斯兰教的崛起，中东没有像中国帝国的皇权加上文官系统的那种政体。同样的，由希腊经过罗马到天主教教廷的公教体系，欧洲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皇权与文官系统结合的政体。中东与欧洲的教士，都是以超越人间的上帝为其权力的依据。他们都是以“出世”与超越的理念为号召取得权力的，不像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以“入世”的态度悬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