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华盛顿的五大顾问并非一个团队。他们之间有一条很深的断层线，珀金斯、华莱士和霍普金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道格拉斯单独是一派，莫利中立。珀金斯等人和道格拉斯代表了美国政治上的两大传统。珀金斯、华莱士和霍普金斯是忠实的自由主义者，是进步主义的继承人，认为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农民和失业者的生活条件。道格拉斯则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奉行自由市场、低税赋和小政府理念。当罗斯福在考虑如何以他的雄辩口才和立法措施来重振国家民生时，幕后他的顾问们却在为新政应采取何种形式争论不休。珀金斯、华莱士、霍普金斯与国会议员、农民领袖、工会官员以及其他进步人士，一起积极推进他们的议程。而道格拉斯则与商界领袖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共同努力将罗斯福拉向他的阵营。在“百日新政”头一个月里，由于《经济法案》的出台，道格拉斯派占了上风。剩下的时间，获胜的一直都是珀金斯派。尽管道格拉斯取得了早期胜利，但珀金斯、华莱士和霍普金斯却赢得了整场战争。
在美国历史上，“百日新政”的意义远不止众多法案的出台。它是一场革命。1932年秋天，罗斯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对一群工人选民说，此次大选不仅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还将是“一场革命，一场美国唯一能够承受的正义之战，一场投票箱引发的改革”。百日新政结束后，政府内部官员和新闻工作者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塔格威尔把他当时所写的传记命名为《罗斯福的改革》。琳德莉将他的书名定为《罗斯福改革之第一阶段》，该书如实描写了整个事件。“再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词语，”他写道，“可以用来描述一场如此迅速、如此重大的变化。”
“百日新政”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变革。乔治·华盛顿带领美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了宪政共和国。亚伯拉罕·林肯领导美国经历内战，证明了美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联邦，有统一的公民身份标准。罗斯福改革则创造了现代美国。他上任时，美国盛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观和严酷的个人主义，联邦政府既无眼界又无雄心。“政府的唯一职责是创造有利于私有企业发展的条件，”1931年胡佛这样宣称。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提出了全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观认为，美国人应该对彼此负责，当资本主义遭到挫败时，政府有责任干预。在他的发言和炉边讲话中，在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不断地劝导人们接受并奉行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成功地使之成为现实。
“百日新政”为新政的其他措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救济计划和公共工程方案的规模不断扩大，给数百万人创造了工作机会，同时还为老年人、失业人群和贫困儿童设立了安全保障计划。对银行业和股票发行商的强制性条例，是罗斯福在其四届总统任期期间建造的强大管制帝国的第一栋大厦。《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提出的工人权益自愿保护，最后体现为最低工资水平和最长工作小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禁用童工的联邦禁令。也许“百日新政”期间最重要的转折点，是罗斯福决定不惜以大规模赤字开支来资助联邦救济计划。罗斯福是怀揣极大的不愿做出此项决定的，它却成为新政最主要的幕后推动力之一。
新政刚开始时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在“百日新政”期间，就连保守派都愿意给罗斯福一次机会时，他们沉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开始大张旗鼓。一批为数不多却异常顽固的少数派号召重新采用胡佛的政府职能论。但毫无疑问，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新政持欢迎态度。在1934年的中期选举中，参众两院的许多民主党人也加入了原来的多数派。
1936年，罗斯福以超过1932年票数的绝对优势再次当选总统。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人民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么同时站起来，要么同时跌倒”，联邦政府已经成为“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工具”。反对者仍然存在，并且贯穿罗斯福任期的始终，但人数已经非常有限了。塔格威尔驳斥那些顽固的新政反对者是“旧秩序的有意受益人，用一个天才英国人的话说，他们是在坐等20世纪销声匿迹”。但是，20世纪并没有销声匿迹。一个全新的美国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