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教育长和将军
中央干部学校设在重庆市郊十几公里外几栋旧建筑物里，于1944年5月5日正式开训。蒋委员长预期中央干校在革命之中的作用“就像黄埔”，干校也开始自命“第二个黄埔”。这个比喻引起若干人士忧虑，因为它透露出即将以三青团和蒋经国为核心，出现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蒋经国通过招考，甄选了二百八十名第一期学员。他们是最近才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或是对青年工作饶富经验的干部。另外还有六十至七十名女性的女生队。学生多数来自中、上阶层的城市家庭。他们知识水平高、爱国精神强，又充满理想；在他们心目中，经国是他们向往的新领袖。1944年刚由大学毕业的陈正卿就是一例，他极端反共、爱国，但是认为国民党“腐败、没有希望”。他和朋友听说蒋经国是委员长的儿子，在赣南心口如一，积极改革。陈正卿前往中央干校参加招生考试时，看到校门贴着标语：“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穿着工作服在门口招呼考生的，赫然就是教育长蒋经国。
经国喜欢这份办学的工作，甚至到了他贵为“中华民国总统”，最亲近的老部属私下都还喊他“教育长”或“校长”。教育长住在学校一间小房子，与学生一起用餐、从事劳动。有一次突击检查内务，他发现某个房间里有斯大林传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他顺手翻翻，没说话就走开。早晨点名、早操完毕，尽管天气冷峭，教育长把上衣一脱，带领学生冲上附近一个山头，口里喊着：“男子汉跟上来！”不久，这里就被取名“好汉坡”。他经常跟随一群干校师生到重庆听戏。有一天夜里，大雨滂沱，经国却豪兴大发，要求全队跑步十几公里回校，沿路还大唱爱国歌曲。1
跟在赣南办学校一样，他在中央干校也成立学生自治机构。学校实施军事管理，但是经国不准学生向他敬礼。校规令出必行，没有偏袒。他最重视无私、无我的奉献服务。有一群学员建议，毕业后应该获颁硕士学位。下次集会时，蒋经国表示，他很惊讶怎么大家入学不久就这么关心学位问题。
他说：“好吧，我颁给每位革命博士。”学生们笑了开来，此后大家再也不提学位问题了。2
虽然自赣南撤退，头半年中央干校师生士气十分高昂。蒋委员长与蒋夫人的声望空前高涨。蒋委员长出席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并坐在藤椅合影的照片广为流传。同盟国终于放弃帝国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治外法权”特权，从此以后，西方国家居住在中国的公民得以不受中国法令管辖的这项特权不再存在。由美国训练的新一军（军长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和新六军亦由缅甸战场传来捷讯，令人心为之振奋。史迪威不改尖酸脾气，即使赞美也还要加几分侮慢口气，称缅甸战场告捷是“中国有史以来对抗第一流的敌人，第一次展现出强劲持久的攻势”。同一时期，美国海军在珊瑚岛之役歼灭日本残留的海军舰队大部分武力，美军陆战队在伤亡惨重下，亦在太平洋诸岛稳定进展。
然而，中国战场上的发展就不是太顺利。陈纳德的飞行员和中国陆军都没有能力阻挡日本一号作战的攻势。中国高级军事指挥部不能合作，总部对不得宠的将领不肯提供补给，而且蒋委员长下令投入好几个师兵力防卫实际上已遭包围的城市，也造成巨大的伤亡损失。日军一号作战对国民政府产生重大的军事及政治危机，而使美国政策大变。史迪威要求上级罢黜陈纳德，可是罗斯福反而把史迪威解职，换上较谙外交之道的魏德迈将军（Albert C. Wedemyer）。魏德迈这位新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与蒋介石处得不错，不过他呈报给华盛顿的秘电中，观点与史迪威并没有太大差异。
中国军队在上海、武汉、长沙及其他战役中，都显示出面对强敌无畏抗战的勇气，也有陈诚、白崇禧、李宗仁、孙立人等一流的军事领袖，可是领导权不统一，加上新兵（绝大多数是农民）待遇奇差，摧毁了部队的战斗精神。当日军部队的优势兵力再次击溃中方防线时，蒋经国的挫折感大增。有一天，他带父亲到重庆附近一个营区视察。蒋介石目睹士兵在被子里饥病而死，大为震怒，用手杖怒击主管军官，当场予以解职。1944年8月，重庆市政府工人由街头载走一百三十八具士兵尸体。蒋经国把这个状况报告给父亲，但是委员长这次并没有亲临现场检视。
根据长期担任蒋经国办公室执行官的一位军官所述，蒋经国从来不当面顶撞父亲，会委婉建言，让委员长相信这是他自己做的裁定。3蒋经国经常告诉父亲，中国迫切需要的一支新军，由爱国知识青年组成，并由情操高贵、献身报国的忠贞将领领导。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关系既密切、又不完全隶属国民党，正是征募这样一支精锐部队的绝佳来源。
美方在这个时候已承诺要替国民政府训练装备三十九个师的兵力。蒋介石接受儿子的建议，决定以其中九个师的编制（大约十万名兵员）组织起这样一支知识青年新军。10月10日，蒋委员长号召全国青年投身这支精锐部队（译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应运而生。）虽然期待许多人志愿从军，尤其是加入军官团，蒋委员长特别组织一个全国委员会处理征集知识青年的工作。
在中国，征集高中、大学学生及毕业生入伍服役乃是创举。抗战已经进入第八年，国民政府除了微调医科、工科及英语专修学生（后者是担任翻译官）的大学生及毕业生之外，并没有全面征集大、中学生服役的动作。抗战开始之际，全中国只有大约四万名大学毕业生，当时认为这些精英及其他培养不易的知识青年，宜用于维持经济建设和政府运作上。4比较难以解释的是，高中学生及毕业生也常常逃避兵役。蒋委员长一声令下，将扭转此一局势，至少若干知识青年的命运会有所变化。11月，蒋委员长替这支新军正式取名“青年远征军”，派军政部长陈诚为总司令，蒋经国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委员长把青年军政治部归属在军事委员会训练处之下，并不隶属总政治部管辖。这个不寻常的做法使得蒋经国和青年军享有独特地位，不受军方原有的政工制度节制。蒋经国决心培训出一个真正有效率、强悍的政治作战干部队伍。到了年底，征集及自愿入伍的青年军人员已有十四万人。蒋经国的军官得以从中组成九个师的兵力——番号为第二○一师至二○九师，以及一支三千人的女青年作战辅助大队。蒋经国委派由委员长正式挑选的资深军官，作为青年军专业的指挥官；同时，政治指导员全由经国本人亲自甄选，大部分由军队之外取才。中央干校第一期学员接受了约六个月的训练，提前结业，一百多名毕业学员加入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行列。
到了1945年2月，青年军新兵已有四万人在训练中，另十万人等候设施腾出来才能受训。根据青年军退役老兵的说法，蒋经国一本平日习惯，每天早早起床，与新兵一起做操，然后检查厨房、厕所。蒋委员长有一次对第一期军官团学员讲话，称呼他们是“革命先锋队”，要发挥“以一当十”的作战精神。青年军是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