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马丁·路德·金以和平“静坐”的方式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种族隔离餐馆里发起了非暴力示威运动。9天后，耶稣受难日（GoodFriday）当天，警察头子布尔·康诺（BullConnor）公然违反保护示威者的有关法律，逮捕了马丁·路德·金。不久之后，康诺竟然动用警犬和畜用电击棍 （electriccattleprods）驱赶街上的示威者。此前5月，他曾用消防水柱冲击黑人学生，此次手段无疑比上一次更加残忍。示威人群以自制燃烧弹还以颜色，城市开始陷入骚乱境地。
6月11日，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动用国民警卫队（NationalGuardtroop）把华莱士从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ofAlabama）的礼堂门口撵走 ，并批准两名黑人学生正常入学。当晚，杰克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陈述了自己对当前危机的看法。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讲话，面对民权这一危如累卵的道德争议，它比之前任何一位总统的努力都更意义深远。这次讲话奠定了1964人权法案（CivilRightsActof1964）的基石。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道德问题。它的历史和《圣经》一样久远，它的言辞如宪法一般了然……（问题的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我们的同胞。”
他叫所有人扪心自问：“如果一个美国人，仅仅因为自己的皮肤是黑色的，就无法在一个公共的餐馆吃午饭，无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公立学校读书，无法用选票决定究竟该由谁代表自己……试问我们中有谁能平静地接受要求冷静与等待的劝诫？”
他向所有人保证，将要求国会对“杜绝美国的种族歧视”做出承诺。这是杰克有史以来对民权问题做出的最强表态。
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总统到访苏联为防止东德居民外逃而树立的柏林墙，他站在西柏林的鲁道夫·王尔德广场（RudolphWildePlatz）向15000多名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大约14天前，杰克曾在另一个场合向美国人民说到：“只有所有公民都获得自由，这个国家的希望和荣耀才能得以真正实现。”14天后，杰克面对柏林人民再次发出了相同的声音：“自由不可分割，若有一人尚被奴役，所有人都难称自由。”
他接着说：
当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之时，我们便能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的地球上，这座城市获得统一，这个国家获得统一，欧洲大陆获得统一。这一天一定会来，待到那时，西柏林人民将对一点感到欣慰：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站在自由的最前线。
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人，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
我认为这是杰克有生以来最出色的演讲之一，他为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带去了希望。他向世人发出一条明确的信息，即所有人都要自由，不论国内还是国外，自由始终如一。杰克知道达成这一自由和平等的目标需要长久的努力，但他知道建立信任、追求福祉、广播善意的重要性。
那次出访，肯尼迪总统生平第一次访问爱尔兰，这段经历被他视为总统生涯里最快乐的时光。与杰克同行的有未来的驻爱尔兰大使——珍妮以及尤尼斯、戴夫·鲍尔斯和拉里·奥布莱恩等人。访问途中杰克曾这样说到：“曾祖父离开这里前往东波士顿的时候只带走了两件东西：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自由的渴望。我可以高兴的说，这份遗产仍然被他的曾孙们所珍视。”正如在其它诸多问题上一样，我完全同意哥哥的这一看法。
离开爱尔兰的时候，杰克被爱尔兰人民所感动，心中充满了对祖辈家乡的热爱，他对爱尔兰人民说到：“明年春天我还会回来。”
8月7日，怀孕未满8月的杰姬突感产前疼痛，身在海恩尼斯港家中的她打电话向求助，直升机把她送到了法尔莫斯（Falmouth）的奥蒂斯空军基地（OtisAirForceBase）医院。午后不久，杰姬通过剖宫手术（cesareansection）产下了帕特里克·鲍威尔·肯尼迪（PatrickBouvierKennedy）。波比晚上电话告诉我孩子情况很危急，让我最好赶到奥蒂斯。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我还未能动身，戴夫·鲍尔斯打来电话通知了噩耗。病因是新生儿肺透明膜病（hyalinemembranedisease），亦即今天常说的呼吸窘迫综合症（respiratorydistresssyndrome）。
我与杰克在医院碰面，一起去杰姬病房的路上，他嘱咐我安抚一下杰姬的情绪。我和他们俩呆了一个小时，很明显三个人都试图给彼此以安慰和鼓励。
面对丧子之痛，杰克未置言辞，但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有多么痛苦。陪杰姬返回科德角之后，他曾邀我游了一次泳。杰克当时身边带着小约翰，不论游泳还是沙滩漫步，他都对自己小儿子的一举一动特别关注。在自己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杰克变得更加关注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以前从未见过他如此投入。同时，他也很关心杰姬，这对她来讲使一次巨大的打击。在外交危机、民权立法、多国访问告一段落之后，杰克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