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新生活中让我最满意的一点莫过于得到了父亲全方位的关注和指导。母亲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我：“他得到了父亲持续的关注和影响，比其他三个儿子多得多……约瑟夫在泰德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这很有效果。”此话不假，那段日子可谓是我的黄金岁月，就好像当年与父亲并肩骑马的时候一样，不过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进哈佛的时候我在法律上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正如那次西班牙语考试作弊所示，我还稚气未脱。现在，距离我30岁生日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我以一个男人的身份面对父亲，而父亲也接受了我。
那年春天，在告诉父亲我正在暗中准备参议员竞选之前几周，我还不确定他是否会同意，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认为我适合投身政界。但弗兰克·莫里塞帮了大忙，弗兰克一直都和父亲保持着联系，把我在社区工作的情况汇报给他。弗兰克经常向父亲说起我在波士顿的各种演讲，还不忘“添枝加叶”地修润一番，于是父亲只听到了好的一面。那时我只有父亲一个“选民”，弗兰克的话无疑提高了我的支持率，父亲以为我在波士顿真的火起来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61年初夏父亲和我的那次关键的谈话。那天我们把船驶出海恩尼斯港，蓝色波浪懒懒地晃着船，一行人享受着阳光。父亲正在说杰克和波比，突然他话锋一转：“好了，泰迪，你哥哥们都已经在政界扎下根了，现在该轮到你了。我会跟他们说。”
这个消息让人何其振奋，何其激动。但是很快父亲给了我一个额外的考验。他和甜心菲茨一样都是活百科全书，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几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那些在海边工作的人的名字，他了解捕鱼业，了解那些历史悠久的家族。父亲朝弗兰克·莫里塞问到：“福尔汉姆家还在做捕鱼吗？”弗兰克说：“嗯，约翰·福尔汉姆接过了生意。”“哦，是么？我和他父亲认识。叫福尔汉姆把人动员动员，让他们见见泰德。”
父亲对波士顿这个城市有着出色的把握。他曾经住在东波士顿地区，对那里的人了解很多。父亲对报纸情有独钟，特别是《波士顿环球报》（TheBostonGlobe）和《波士顿夜行者报》（TheBostonEveningTraveler）。《环球报》是波士顿瓦斯普 （WASP）们的喉舌，想从那里得到关照几乎不可能。《夜行者报》是《波士顿旅行者报》（TheBostonTaveler）的晚报，意识形态偏向保守（与今日鲁伯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旗下的《波士顿先驱报》（TheBostonHerald）类似）。爱德华·马丁曾是《夜行者报》的王牌记者之一，从认识的那一天起，他便注定是我一生的朋友。爱德华是位爱尔兰天主教徒、海军老兵，为人干练，一对温暖的棕色眼睛闪烁着光芒，是个典型的东波士顿人。他曾报道过杰克早期的政治生涯和就职典礼。爱德华有着敏锐的才智和我所见过的最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同时他还有一颗兼善天下的心。爱德华于2006年去世，我至今仍然很想念他。
癌症长征活动（CancerCrusade）是那年让我最感兴趣和最受鼓舞的事情之一。活动的发起者是少年儿童癌症研究的先驱，西德尼·法伯尔博士（SidneyFarber）以及共和党人，劳埃德·沃宁（LloydWaring）。从法伯尔博士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癌症长征活动的目的是引起大家对癌症的关注并为癌症研究筹集经费。活动遍及全州，我每晚要做2-3个筹款演讲，一连两三个月。我进入参议院之后对健康议题的兴趣即始自这段经历。几年后，我致力于推动联邦资助癌症国家研究，也同样是受到了这段经历的启发。
我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到了政治和公共服务中，这些就好像融入了我的血液里。竞选所带来的愉悦几乎就是竞选本身。竞选带我走遍全州，我喜欢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我喜欢在1月寒冷的清晨九点与威尔高中（WareHighSchool）的学生见面，然后再不知疲倦地赶往余下的五所高中。我喜欢去毛纺工厂，去看望萨克雷德哈特的工会朋友们；喜欢站在工厂的大门前，和工人们握手，即便有时候会遭到冷遇。我喜欢128路（Route128）沿线的夏日野餐，喜欢参加那里的圣餐会。我至今记得在工厂期间让我深深触动的场景，我知道曾经在西弗吉尼亚看到的那些艰苦劳作的场面其实并非一种特例。在北岸（NorthShore）的制革工厂里，他们叫我穿上鞋套，以免地板上的酸液将鞋底腐蚀。在制鞋工厂里，男男女女整天和皮革打交道，一锤一锤地敲击定型，在上面打洞、装扣眼。走完一条生产线，你会发现他们中的好多人都失去了两三根手指。我见过一些人，他们不爱笑，怕露出被饮用水蚀掉的坏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