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麦卡锡去职，波比以主任顾问的身份重新进入调查小组委员会。1955年，阿肯色州（Arkansas）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克克里兰（JohnMcClellan）出任小组委员会主席，这期间，波比因在调查卡车驾驶员联盟（TeamstersUnion）腐败案件中的强硬做派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声誉。后来波比的政敌们利用他这个强硬的形象，捏造出了一个极具攻击性却又极端离谱的诋毁。这个诋毁与波比的真实性格是如此矛盾以至于一度成为家里的笑谈。
这个诋毁就是：“无情。”
我不记得是否用过母亲塞给我的那双舞鞋，但是余下的欧洲军旅时光过得可谓是足够惬意：该干活的时候卖力干活儿，该休息的时候尽管休息。我还用周末时间得过男子单人瑞士雪橇比赛（one-manSwissbobsledrace）的冠军，要知道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有玩儿过雪橇。1952年秋天，杰克竞选国会参议员，我在身边的马萨诸塞士兵中为他拉缺席票（absenteevotes）。1953年2月，佩特和珍妮来为我庆祝21岁生日，我们抽了一周的时间去奥地利滑雪。
5月，尤尼斯和萨金特·施莱佛结婚了。于是，波比结婚了，尤尼斯结婚了，杰克和杰姬准备9月在纽波特结婚，佩特和皮特·劳福德（PeterLawford）1954年4月结婚，珍妮和史蒂芬·爱德华·史密斯（StephenEdwardSmith）1956年5月结婚。一切对我来讲太不可思议了。我一直都对兄弟姊妹们的婚姻有种好奇和半幻想的心态——当然，对我的也一样。
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我们中会有人结婚。我们是兄弟姊妹，这点永远不会变。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部队把我派回了马萨诸塞州的登维斯堡（FortDevens），我以一等列兵的身份从军队退役。还没能和老爸握个手，他就给我安排了另外一项任务——一件让我非常乐意的事儿。他叫我跑趟芝加哥和图尔沙（Tulsa），去视察下家里的部分实业和投资。这个任务让我收获很大，视察结束后我向父亲和家人带去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在考虑投身政界。
我在波士顿的南湾福利社联盟（SouthBayUnionSettlementHouseinBoston）志愿做了几个星期的篮球教练，然后参加了几个哈佛大学的政府课程班。1953年秋天，我重新成为哈佛大学全日制学生，决心痛改前非、一雪前耻。那个学期我投入精力最多的是西班牙语，最后骄傲地拿到了A-。从那之后直到毕业，我选修了许多有关政府、经济学、历史和英语的课程。在约翰·肯尼斯·加布尔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的指导下，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得到了大幅提升。几年后，他被杰克任命为住印度大使。另一位哈佛巨擘、曾经教过父亲和我三个哥哥的阿瑟·霍尔康姆（ArthurN.Holcombe）使得我对1787美国宪法制宪会议有了更加鲜活的认识。霍尔康姆在政治哲学方面颇有造诣，他的历史与道德洞见让我心潮澎湃。
我有一个非常棒的演讲老师，他的名字叫奥斯卡·维尔伦（OscarVerlaine）。每年秋天和春天，他会各安排四次机会让我们那一帮学生去南湾福利社和本地高中等地进行演讲，演讲题目多与市民生活有关，例如红十字会。我们当时的演讲也许没那么激动人心，但我们学会了如何用信念、简洁和幽默与听众们建立起沟通的纽带，根据听众们不同的理解能力组织语言。这些活动增强了我投身公共服务的意愿。
新宿舍在查尔斯河北岸的温斯洛普宿舍区（WinthropHouse），小乔伊和杰克曾经住在那儿，杰克以前住过的房间现在变成了招待所。温斯洛普是第一批向犹太和天主教学生开放的宿舍，这里住着很多运动员。1953年回到哈佛后，我还没资格入选学校足球队，但是我可以代表温斯洛普打比赛。记得那年秋天我们打了一场特别的比赛，温斯洛普联队在哈佛对阵耶鲁前一天做客纽黑文挑战耶鲁大学（Eli ）最强的宿舍联队达文波特（Davenport）。那场比赛我们6比0战胜了达文波特，比赛胜利一部分要归功于某位陌生外援的稳定发挥，这个外援就是波比。之前我只是叫波比从纽约来看球，但是他更愿意上场踢两脚。那时的波比已经穿了十年的西装领带，成天忙活着给波士顿邮报写东西、帮父亲料理生意以及履行司法部的公务。行啊，我盘算着，看看他还能不能折腾。我给他找了一套球衣和装备，他在来的路上就换好了。比赛中波比坐镇后场，对于一个老家伙来讲，他的表现堪称不俗。事实上，他还是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波比踢完比赛下场的时候，我们的老宿管罗纳德·费瑞（RonaldM.Ferry）凑上前去端详了半天，说到：“鲍勃，你不是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