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晚间餐桌讨论的主持人，她会提前将话题——每晚一个，地理和报刊头条交替进行——写在卡片上，贴在餐厅旁的告示板（bulletinboard）上。要是我们做错了事或者不听话，母亲就会惩罚我们，有时还会很严厉：手段包括打屁股、用衣架抽，还有就是在小房间里关禁闭。有次我被罚关禁闭，一个人站在黑黑的屋子里悔过，突然我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同命相连的珍妮因为犯了错也被关了进来，就站在我旁边。
母亲还是我们家细心的档案管理员，有关我们家的一切小事情、信件、笔记和发言她都一一保存下来。“快乐之多，得用桶装（Havingbarrelsoffun），”有次我在里维埃拉（Riviera）给她发电报，“给钱买桶，桶已用光（Sendmoneyformorebarrels）。”母亲把这封电报一直留着，类似的东西她收集了好多。
所有这些让海恩尼斯港马查特大道（MarchantAvenue）上的这栋房子成为了肯尼迪家族安然的港湾。父亲爱说的一句话是“家让我无忧无虑。”我们理解父亲的意思，我们知道不论犯了多大的错，遭遇了多大的失败，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仍然能在家中得到尊重和鼓励。父亲之所以感到无忧无虑，是因为他心里知道，他正在为这个家而辛勤奔波，他在竭尽所能为我们展示何为有意义的人生。但不管怎样，最终还是得由我们自己选择该如何实践他的教导。这是这个家永恒的哲学，它传承至今，影响了薇琪和我，也影响了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
我们彼此亲密无间，自幼如此。你可能以为科德角这房子不过是我们的大本营，平时没事我们会东奔西跑，到别的地方去寻觅刺激，其实你错了。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唯一中心，我们不需要去别的地方玩，我们不需要去别处参加什么活动。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嬉戏、欢欣和乐趣。
对我来说，直至今日依然如此，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这栋房子最早建于1902年，那时名叫马尔科姆别院（MalcolmCottage）。1926年父亲把这儿租了下来，他的其余家人仍旧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Brookline），家族规模越来越大。两年后，父亲买下了马尔科姆别院并且进行了扩建，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避暑庄园。我对于“家”的最早记忆其实来自于纽约的布朗克斯（Bronxville），在那里我度过了自己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但是1941年，父亲关闭了布朗克斯的公寓，把全家人迁到了海恩尼斯港。在那以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尽管命运将我们分散到不同的角落，但是海恩尼斯港的这栋房子却越发成为整个家族的中心。
这里很自在，夏天的时候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近邻居们漂亮的房子，房顶上铺着雪松，窗前挂着百叶窗，花园里花朵争芳吐艳。那时我每周只有10美分的零花钱，后来也不过只涨到15美分，于是我为邻居们送报纸，还跟在老式的草坪工们屁股后面给人修剪草坪，赚点外快。
我们会彼此弄一些恶作剧，作弄对象包括我们亲爱的妈妈，她从来都是最理想的受害者。我最得意的恶作剧是找双杰克的鞋子，越脏越好，然后把鞋子提到妈妈那擦得锃亮的大钢琴上盖个鞋印。这招绝对会让老妈气疯，然后她一定会像第一次遇到这事儿一样程序化地跑进我们屋子找鞋子，揪出杰克就开批——问他知不知道该在哪儿放鞋子，知不知道钢琴上不能踩，诸如此类。这个恶作剧以及妈妈一尘不变的反应直到杰克当了总统、波比做了司法部长、我进入了参议院之后依然如故。
即便杰克当了总统之后，也没有得到家里特别的优待。记得杰克宣誓就职后没几周，我们像往常一样回海恩尼斯港过周末。他那天有点疲倦，于是周日早上在自己一楼的老卧室里睡到很晚——直到他突然听到父亲上楼的声音，那时父亲刚刚去圣弗朗西斯泽维尔教堂做弥撒回来。杰克忽然意识到他错过了弥撒，并且马上会被逮住痛批一顿，于是，我们的美国总统立马从床上弹了起来，裤子一提，跐溜一下逃出房门，径直朝车库奔去，爬到邻居罗杰·科里（RodgerCurrie）家的篱笆后面躲起来。
以上只是一些散乱的记忆，下面讲讲二战爆发前我们在这个小天地里度过的甜甜夏日：
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每天晚饭前我们都会聚在起居室听她弹奏。她会在六点半准时下楼，然后坐在钢琴前弹起来。等大家都到齐了，钢琴表演结束，谈话节目随后开始。
有时候，刚刚在外面运动剧烈运动回来的杰克会跑进来凑热闹，当然得在他换上干净衣服之后，这是我家的一个铁规矩。等大家都安静了，杰克会走上前向妈妈点点头，然后跟着琴声独唱。杰克有一副好嗓子——这点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喜欢的曲子是《九月之歌》（SeptemberSong），他不仅能模仿沃尔顿·哈特森（WalterHuston）那沙哑的声音，还能抓住民谣那细腻的调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