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姐姐露丝玛丽二十三岁，长着一张靓丽光鲜的圆脸，前额生有一个美人尖（widow’speak），眉毛深黑，一笑就有酒窝。大家对露丝玛丽非常耐心，因为她是个病人。露丝玛丽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发育迟滞症（MentalRetardation），这让她很难和其他人一样对外界做出迅速和清楚的反应。但是，露丝玛丽却是个甜美和招人喜爱的人。
露丝玛丽扩展了我们对于人性的认识。姐姐尤尼斯常陪在露丝玛丽左右，和她一起玩诸如躲避球（dodgeball）之类的简单儿童游戏，同她一起看帆船赛，看完还给她布置课外练习。露丝玛丽长大了之后，会让杰克或者乔伊陪她去科德角的游艇俱乐部（YachtClub）和纽约的斯托克俱乐部（StorkClub）跳舞。我也曾陪她一起出去过，尽管那时候我才十四岁——毕竟她是我的教母（Godmother）。父亲出门在外的时候会给她写信，信中内容充满爱意和鼓励，母亲则让露丝玛丽模仿字帖练字，这样她写起来难度会比较小。经过努力，露丝玛丽“斯宾塞体（Spencerian）”一样弯弯曲曲的笔迹给纠正了过来，这让她非常骄傲。
那年秋天，父亲开始意识到露丝玛丽的病情可能会给成年后进入社会的她带来难以避免的危险，于是打算为此采取一些措施。医生向他推荐了一种新式的神经外科手术，声称能够极大地改善露丝玛丽的生活质量。可是医生们错了，手术非但没有帮到萝西（Rosie），反倒严重伤害了她，父母为此陷入了崩溃的境地。我那时还小，不知道也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露丝玛丽余生六十三年大部分光阴是在位于威斯康辛（Wisconsin）一个天主教社区的家中、在舒适的看护下度过的。多年以来，不论是在尤尼斯家做客，还是在科德角避暑，不论是在佛罗里达（Florida）过冬，抑或是在珍妮家过感恩节，露丝玛丽总是以可爱、精神的形象出现在家庭聚会中。她感染了我们，也感染了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凯思林（Kathleen）光临科德角，屋子里定将平添一抹星光。1941年，年仅21岁的她已是伦敦社交圈的闪亮明星。1938年父亲履新驻英大使，凯思林得以在英国国王和王后面前初次登台——与露丝玛丽联袂献演。各个年龄、各个国家的仰慕者纷至沓来，但她却不为之所动。琪珂（Kick）后来回到美国，在曼哈顿（Manhattan）的芬奇学院（FinchCollege）就读两年，然后签约成为华盛顿时代先锋报（WashingtonTimes-Herald）的记者和评论员。那年夏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科德角。
与小乔伊和杰克一样，战争激发了琪珂的责任感。1943年，琪珂放下手中的笔记本，脱下貂皮大衣，远渡重洋回到伦敦，参加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RedCross）艰巨而重要的救助行动。
二十岁的尤尼斯拥有修长的身材、运动员的体魄和不尽的活力，蓬松的头发上别个发卡，早上和朋友打完网球后，她能从网球场一路跑着回家。1940年，远在伦敦的父亲还嘱咐尤尼斯要“保持网球和高尔夫水平”，“我还指望你能再得几个冠军呢。”说起冠军，她真得过不少：她是网球选手、游泳队队长和强悍的水手，曾多次获得科德角比赛的冠军。尤尼斯的拼搏精神让她在成年之后受益匪浅，这种精神也许部分来源于一种意欲超过小乔伊和杰克的心态。在后来的演讲中尤尼斯曾这样说到，“对我们来说，他们简直让人崇拜，好似天神一样，我们渴望能向他们靠拢。”
走进屋子，你也许会看到佩特（PatriciaKennedy）穿着睡袍和短袜蜷在沙发上，快速地翻看《综艺》（Variety）或者《故事影片》（Photoplay）。1941年她才17岁，梦想着成为好莱坞（Hollywood）那光彩世界的一员。她与琪珂和尤尼斯的观点相同，认为小乔伊和杰克是全家的闪耀巨星。“对我们而言他们就是英雄，年青的上帝，”佩特曾如是回忆道，与姐姐的说法如出一辙。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父亲曾是电影公司的投资人和制片人，这激起了佩特的极大兴趣。在鲁斯蒙特（Rosemont）导演并参演了几部戏剧之后，佩特成为了一个旅行家和旅行作家。她为自己最喜欢的歌手凯特·史密斯（KateSmith）当过制作人并且适时进入了好莱坞。1954年，她与英国电视演员皮特·洛福德（PeterLawford）共结连理。
佩特有出色的细节洞察力。她曾在自己1946年的笔记中小小地讽刺了一把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当时丘吉尔住在我们棕榈滩（PalmBeach）的家中，正准备接受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ofMiami）颁发的荣誉学位。佩特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那栋房子里住过了。丘吉尔先生叼着超大的雪茄，穿着睡袍，光着脚丫站在楼下抱怨自己没弄明白十点差一刻到底是多一刻还是少一刻。后来还是温太太把他打发上了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