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夏天是我们全家团聚的最后一个夏天，”母亲的日记里如此写到 。是这样么？肯尼迪家族的11个成员自那年夏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团聚过？说实话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母亲的话通常都是对的。不管怎样，每次我回想起他们，场景都仿佛是周末的早晨，性格各异的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记忆定格在那一瞬间，他们的形象是如此地鲜活。
兄弟姐妹们一个叠一个挤在窗口，注视着父亲和我骑马归来，一边看着被清晨时分的微寒冻得还有些瑟瑟发抖的我，羡慕我能和父亲单独出门；一边闹着要吃早餐，还拙劣地模仿父亲走路的样子。这个混乱的场景对于他们来讲一定不会陌生。孩子们叽叽喳喳闹作一团，吵闹、欢笑、拌嘴、叮叮咚咚楼上楼下地跑。这边电话响了，那边狗又叫了，收音机总是很闹腾，有的路过起居室时还硬要在钢琴上折腾几个音符出来。曾经有个客人被这场景惊呆了，“这么多小家伙……笑啊闹地搞得整个房子热火朝天。”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家。
小乔伊身体强壮，力气又大，他和杰克动不动就会在清晨来场智力决斗——两人算是全家人里恩怨最深的一对。每次杰克在棋盘上或是在诸如“分类（Categories）”一类的单词游戏上赢了乔伊，乔伊就会友好地用拳头招呼杰克一顿。两人平时是冤家对头，但合作起来的时候却绝不含糊：1938年，小乔伊和杰克相互配合，在安纳波利斯（Annapolis）举行的校际航海冠军赛上拔得头筹。
要说我怎么看待自己的哥哥，用“如英雄般崇拜”绝不为过。记得小时候一看见他们出海我就心痒难忍，也想上船捣鼓。于是哥哥们就当起了我的航海启蒙教练，他们对我的鼓励之大也许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在他们的注视下，我完成了自己第一次单独航行。“泰迪，你可以开到那艘抛锚的船附近，然后再开回来……到了防浪堤就别开了……我们看着呢，别怕……好了，现在转航……”
我记得有一年七月，家里的厨师给乔伊烤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抹了厚厚一层巧克力粉。乔伊超级喜欢巧克力，蛋糕还没冷他就偷偷跑到厨房，把蛋糕上的巧克力通通刮了下来，堆在盘子的边上，这样切完蛋糕后他就能把所有的巧克力据为己有。杰克发现了乔伊的伎俩，等乔伊走出厨房，他随即潜了进去，抓起那堆巧克力就开溜。乔伊听到响动后觉察不对，飞也似地追了出去。乔伊追杰克一直追到了防浪堤的尽头，杰克躲到了一座小灯塔后面，想把化掉了的巧克力一分为二，乔伊则一心想要逮住他。最后还是父亲的秘书艾迪·穆尔（EddieMoore）赶在乔伊收拾杰克之前把他解救了出来。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展比赛：触身式橄榄球（touchfootball）、航海、跳石子（skippingrocks）、比谁的贝壳能够在海上飘得更远、比智力、比辩才。比赛一直延伸到晚饭餐桌上的谈话节目，每个人都想得到特别的关注，于是不得不在平时全方面地学习：要想在餐桌讨论时插得上话，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知识。全方位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成为了我履行参议员职责时的基本态度：不管一个法案或者建议有多么复杂，我绝不会轻易赞同它，除非对它的理解能够达到当年父亲为晚餐谈话节目所设立的标准。
在美国，竞争是通向成就的途径。回想起我的三位哥哥，回想起他们在我童年时候所获得的成绩，有时不得不承认我的一生都处在追赶他们的状态。
我所谓的“追赶”是在生活中不断向其他家庭成员看齐的过程。我对他们并无嫉妒之心，相反，我热爱和尊重他们每一个。他们在生活的大方向、公共生活中乃至于琐碎的生活细节方面为我树立了一个特别高的标准。于是，从一开始我就处在追赶、学习的位置。哥哥姐姐们进步神速，我在九个孩子里只能排第九。
父亲的成就并非难以逾越，1941年的小乔伊就已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那年，26岁的他已经开始跻身政界。小乔伊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Harvard）和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1940年他以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芝加哥（Chicago）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小乔伊选择支持詹姆斯·法利（JamesAloysiusFarley）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父亲则仍然支持破天荒二度谋求连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尽管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
父亲最终还是尊重了儿子的选择。事实上，我们所作出的重要决定，他历来都持尊重的态度。父亲对于我们个人选择的严格中立立场与长久以来坊间流传的肯尼迪家族内幕恰恰相反：有人说他通过某种手段把所有儿子“安插”到了政府的最高层，从为乔伊谋求总统宝座开始，可事实绝非如此。乔伊的政治抱负完全出自他自己的决定，正如他另外一个与父亲意愿极度相左的决定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