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开始了一个夏天的康复和航行，几乎每天都出海，同时计划着和民主党同仁们一道欢庆全国代表大会。小泰迪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杰克的老房子，就在隔壁。琪琪也带着他们的孩子，基莉（Kiley）和小小泰迪（TeddyIII）一起搬了过来。卡拉和她的两个孩子，格蕾丝（Grace）和麦克斯（Max）也经常来看我，他们几乎在科德角度过了整个夏天。国会的日程一有空闲，帕特里克也会回来看看我。薇琪的儿子科伦·拉克林（CurranRaclin）正好在波士顿工作，经常开车过来和我们吃晚饭。科伦是我的继子，自他9岁起我和薇琪开始共同抚养他。卡罗琳·拉克林（CarolineRacline）刚从威斯利女子学院（WesleyCollege）毕业，她是我这里的常客。姐姐珍妮（JeanKennedySmith）甚至还在海恩尼斯港租了房子，陪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尤尼斯（Eunice）、埃塞尔（Ethel）还有我的其他子侄也都来了。孩子们的到来让我整个夏天都被FourSeas冰淇淋给包围着，这是科德角本地现制的一种特色冰淇淋，只有夏天才能吃到。估计我是马萨诸塞综合性医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接受放化疗却还长胖了的病人！
随后我开始准备全国代表大会演讲。我把老朋友兼老牌演讲撰稿人鲍勃·施鲁姆（BobShrum）请到了家里来一起商量该如何准备。我只需告诉他们开场时想要说的话，鲍勃和薇琪自有办法相互配合着把余下部分实现。
夏天一天天地过去，我感觉自己康复了不少，就像医生预计的那样，但还是没法保证我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如期参加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登台演讲。于是我们决定对整件事情继续保密，尽管当时已有报刊媒体猜出我可能会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8月24日星期天，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我们乘坐专机前往丹佛，同行的还有我的私人医生拉里·罗兰以及其他一些好友和家人。我们在丹佛租了一套公寓，助手们开始紧张地把我的演讲稿录入提示机。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我举起手示意大家暂停一下。“感觉有点难受，”我说到。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体的一侧突然感到强烈的疼痛，他们迅速把我送到医院。那时我身边站着三位医生，凑巧的是，他们三个都叫拉里（Larry），要不是疼痛难忍，这本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在经历了脑部手术、放疗、化疗，即将登上丹佛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台，实现自己愿望之际，我却莫名其妙地遇到了生平第一颗肾结石（kidneystone）。医生们忙着准备用强效药物给我镇痛，一向处乱不惊的薇琪流下了眼泪。“如果决定采用镇静剂，你得想清楚他是否要参加今晚的演讲；你不能就这样替他做出决定；他为今晚付出了太多。”重重的压力落在了薇琪的肩上。好在医生们最后通过逆推计算（back-of-the-envelope-calculation）得出了让人宽慰的结果:镇静剂的药效会在演讲开始之前退去，也就是说我仍然能上台演讲。后来他们告诉我，其实当时没有人想到我真会不顾一切地要去完成那个演讲。
全丹佛的医生都赶来了，叫拉里的和不叫拉里的。神经专家、泌尿专家还有其他各个领域的专家聚在了一起，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薇琪当时最担心的（当然也是我最担心的）并非病情的诊断，而是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药物过量和过度睡眠，我们担心会错过在百事中心（PepsiCenter）的亮相。
百密一疏。负责下方的医生没能及时按照我们私下商量的结果更改药物剂量。执行药方的护士往我的体内注射了正常剂量的镇静剂，在场的人都没注意。得承认，薇琪向那位护士发了点脾气。可是事已至此，责备也没有用，镇静剂迅速起效，不知要多久才能失效。
“怎么办？”我迷迷糊糊地问薇琪。
“你可以到现场向大家挥手，”她说。“我们全家一起去，你向大家挥手就好。”
可是，我不是来丹佛跟大家挥手的。
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妥协：如果临近演讲我仍然昏昏沉沉的，施鲁姆就把原先准备好的讲稿压缩到四行。假设状态不错——当然，在当时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他就把原稿压缩至一半。要是在平时，这个长度的演讲对我来说简直轻而易举。
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下午六点开幕。大约四点半的时候我苏醒过来，对薇琪说：“我想站起来试试能不能正常走动。”我从床走到了屋子的另一头。“不行，接着睡，”我说。
其实后来也没有睡多久，如果我们想准时赶到会场，得在六点半钟以前出发。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根本没有时间在演讲提示机上演练，而且我两天没有碰稿子了，也就是说两天都没练习了。没办法，我们在医院洗了澡，换了身衣服。助手们一边盯着手表，一边为我整理头发，其他人则忙着把我的手用织布绷带包起来，遮住静脉滴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