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琪和我着手制定一个计划，“一步一步地来，”我们相互鼓励着。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去航海，航海之于我无异于生命的隐喻。5月22日，星期三，我离开了马萨诸塞综合性医院，带着薇琪和水狗踏上了在海恩尼斯港静静等候我们的米亚。此次航行已然不仅仅是个隐喻：它是生命的确证。清风中，米亚灵巧地穿梭在南塔克桑德的碧波中，这片水域是那样的熟悉，65年前，杰克曾在这儿教我航海。一切仿佛都回到了从前，除了那群在岸上等着我们归航的记者们。
在科德角的这段日子里，最大的活动莫过于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Day）那天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费贾维帆船赛（FigawiRegatta）。这是整个赛季的开场赛，三千多名水手乘坐两百多条各式各样的船，参加数个级别的比赛。大家从海恩尼斯港一直赛到南塔克桑德，两天后再从南塔克桑德返回海恩尼斯港。去年，薇琪、我、小泰迪和他的妻子琪琪（Kiki）还有其他朋友一起夺得了从南塔克桑德到海恩尼斯港的返程冠军。虽然大病初愈，我却仍然雄心勃勃地力图卫冕自己的冠军头衔，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薇琪，英明的大副表现出了一丝可以理解的犹豫。有幸的是天公作美，天气预报显示比赛期间天气晴朗，从南塔克桑德返回海恩尼斯港期间会有强劲的西南风，如此天气条件对米亚这样的纵帆船来讲简直是天赐良机。薇琪微笑着对我说：“干吧。”那是辉煌的一天，米亚获得了第二，船员包括薇琪、卡罗琳、琪琪、小泰迪和帕特里克，以及我们家的老朋友，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国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Dodd）。
我请好朋友拉里·霍洛维茨（LarryHorowitz）博士利用我们比赛这段间隙组建一个医疗小组。拉里·霍洛维茨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YaleMedicalSchool），曾做过我的幕僚长（ChiefofStaff）。20世纪70年代，拉里曾担任过我所领导的参议院健康小组委员会的人事主管（StaffDirector）。拉里接到消息后马上动员起他巨大的关系网，把医生们和权威医学研究中心的意见不断反馈给我们，还把专家们全请到了波士顿。
我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医生们表示了欢迎。“谢谢你们，”我对他们说到，“我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想表现得更加积极一些，希望这段经历能对别的人有所帮助。如果我能从中寻找到希望，也许就能为其他同病相怜的病友们带去希望。我愿意，我愿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其他人带去希望。”会诊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敲定了一个手术方案，辅之以化疗和放疗。和其他一些癌症不同，这个病得当作慢性病来治疗，第一阶段结束之后还需进行一系列的后续治疗。薇琪把这第一阶段的治疗方案叫做“震慑 （shockandawe）”疗法。
几天后，我们按计划到北卡罗来纳州（NorthCarolina）的杜尔汉姆（Durham），在杜克医学中心（DukeMedicalCenter）接受手术。薇琪后来回忆说我一路上都在打电话，联系参议院的同事们帮忙处理与我有关的几个立法条款。我委任马里兰州（Maryland）精明能干的国会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BarbaraMikulski）牵头推动高等教育法案（highereducationbill）。有关心理健康（mentalhealth）方面的立法工作则拜托给了老朋友克里斯·多德 （ChrisDodd）；此外我还和众议院议长南茜·佩罗茜（NancyPelosi）就两院合作的一些事项进行了交流，有些工作还没做完，暂时还不能提交国会审议。总的说来，我把个人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既不感到恐惧，也没有忧心忡忡，做好了准备与病魔鏖战到底。老实说我并不需要事无巨细地把所有事情都安排一番，这些只是以防万一罢了。
手术成功地达到了预期效果。一周后，薇琪和我高兴地返回海恩尼斯港，路上我们开始商量怎么实施下一个秘密计划。这个秘密计划是我们决定接受手术那天定下的：如果手术一切顺利，我们将一起参加在丹佛（Denver）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NationalConvention），而且我还要登台演讲。
那个夏天我接受了放疗和化疗，薇琪和我开车在海恩尼斯港和波士顿之间来来往往，连续六周，每周五天。和之前的每次演说一样，在八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演讲成为了我交给自己的一项任务，也是那段时间我脑子里考虑的头等大事。日程安排恰到好处，医生说放疗将在七月底结束，放疗结束后体力会有所恢复，而全国代表大会定在八月底开幕，这个时间表非常理想。我一直都是个善于规划自己时间的人，从来都很准时，一想到有这么长一段自由时间可以支配，我立刻兴奋起来。可以说，准备演讲的过程其实是我那个夏天康复过程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