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抽象的，电影是表象的
叶月瑜：我想跟进一下好吗？关于《海上花》。1999年的时候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首映，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关于侯导演电影的文章，是有关于《海上花》的电影世界。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感觉自己写得最好的一篇。我就是特别谈到了摄影机的运动。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说张爱玲是电影改编的克星，因为任何一个导演遇到张爱玲的文字改编失败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可是我感觉《海上花》出来后好像没有人会去谈张爱玲，没有人去谈改编失败与否，反而大家都会围绕这部电影去谈，因为这个电影是高难度的，所以我想问的是对于电影改编的问题，还有就是处理《海上花》的时候作者和导演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因为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有名的一个作者。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关于电影的开头，也让特别是英语世界的评论者完全臣服，他们就将侯导演和世界上著名的导演放在一起谈，他们认为侯导演的电影是可以将整个世界的历史压缩，是20年代最纯粹的电影语言的表达，侯导演你觉得你的电影有没有国籍？如果有的话那个国籍是什么？
侯孝贤：改编的问题，《海上花列传》是清末一个作者写的。以前念书的文人，家里基本上都是有钱的，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在书院里混，混了很久也考不上，没有考上就花了一辈子十几年写了这个《海上花列传》，后来张爱玲花了十几年才将它从苏州话改编成普通话。我要改编的只是从中截取而已，因为那个对白简直就是没有人编写得出来的，那些话讲出来你完全能够知道这个人在干吗，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讲，这个人的迂回也好，直接也好……都是累积和历练很久的，很易理解的，就算不理解也是缠绵在这中间。我感觉那些对白是很难写出来的，我最欣赏的就是那小说中的对白，那里面潜伏着太多的人物内在关系。比如你看开场两人在讲，他们的关系是通过对白写出来的，我对那个简直是佩服！所以那个改编对我来说，我只要试图恢复19世纪末的氛围。可是那个氛围我知道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我根据所有的描写和经验，找到以前上海出的《点石斋画报》，里面也有画到“长三”，还有那时刚刚开始流行的smoke（水烟）。我尽量在上海、南京各地找各种资料。尽管我觉得很难回去，但我想尽量复原，不是那么挑剔到考据。但最难的还是人。沈小红一场戏我一直拍了五个take（条），然后再倒回去，再拍五次，到第四次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味道。因为你在用底片rehearsal（走场）的时候演员才会全神贯注，他以为就要开始了，没办法，没得逃。如此一来，生活中那种况味和稠粘的东西才会出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改编小说。你想想文字是如何书写的？文字使用的方式和电影是两回事。我们如果都面对一个课题，面对一个人，文字书写看到的是这个人的某种状态，因为文字可以描述，文字还可以自圆，也可以把这个人的特色描写出来。而我看到这个人的特色要如何弄？我只能拍他的行为和他的语言。因为他的行为透露出他的个性，他的行为透露出他过瘾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像文字一样经过这样的一番描述就可以讲出来，我是要透过影像，所以非得安排事件，就是他的生活行为或是语言来透露我看到的这个人的特色，是比较间接的，要透过他的行为这个影像，通过再剪接把它组合起来，如此看来文字就比影像要容易得多了，也相对的比影像要深入。因为文字要抽象的思考，文学是比电影深邃的。因为电影呈现的是一个表象。
说到什么国籍不国籍的，我感觉，电影其实是这样子的，你假使是学得越多你要抛弃的也就越多，就越难。你假使什么都不学，很直白地用你的眼睛去看，透过视窗去看，你可能是，完全回到影像的源头。因为我感觉默片时代里，影像是十分丰富的，因为他们得用影像来表达，就是用人的行为种种来表达。后来有声音、对白了，它会很自然便倾向戏剧。因为戏剧出现已经太久了，那种张力，那种戏剧上的效果早就知道了。有时候好莱坞不就找了一堆戏剧界的编剧。以前导演是自己（编剧），只要出个小字幕，而不需要那戏剧的对白去结构。所以反而我感觉影像停滞了。DV的出现基本上是一个好的现象。但问题是我们通常都不习惯于自己去看事物，我们是用我们的成长过程来累积脑子里面的一些记忆。譬如说从影像，从别人的电影里面来的。所以你其实并没有睁开眼睛在看现实。事实上，你的成长过程里面有这一块，只是你还不知道怎么用。谁规定一定要这样看呢？谁规定一定要讲对白呢？没有。我常说，电影其实是你爱怎拍就怎拍，没有什么剪不起来的。所有以前讲的这些原理，什么imaginaryline（轴线）之类的，那是因为这样拍，所以这样剪，必须要有这个位置，你不会感觉这里两个人背坐、背对，其实那个东西是根据这样一个原理才这样顺，那是因为以前底片又贵，又是这种戏剧性的对白方式，所以第一是对白讲清楚，人坐在那边，所以你会分割。假如一个镜头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或者是你在移动也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有人讲话也不见得是一直看着对方讲。你有没有看过两个人在讲话，比如我坐在香港的电车（叮叮车）里，一男一女在那里讲半天，女的一直讲，男的偶尔看看她，一直听，他偶尔才看她一眼，根本不可能两个人一直看，我们习惯都是这样拍片。其实不是的，你知道，他们不是夫妻，绝对不是，因为那女的后来又接到电话，讲外国话，我听不出来是菲律宾还是泰国，比较像菲律宾话，那个男的就听不懂，他是讲香港话的，因为他们中间他的电话也响过，他讲的是香港话，而她讲的是菲律宾话。我的意思是，其实影像是没有限制的，人不一样，反射和想象也不一样。所以我感觉教育应该是从最小时候开始，这种接触不是功利型的，我们现在培养的是，大家都去读电子科技。社会科以前有一阵很少有人念，现在我想也不多，文科可能也不多，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那个基础，你这样一直接触身边，我感觉每个人都是很厉害的创作者，我不知道那时候会到什么状态。
岑朗天：但是我想多说一点就是，DV可能影响着学生影像，就是观念上的改变。第一他提到的16厘米，它很重的嘛，现在DV是很轻巧的。你的电影就是镜头不动，放在这里，如果你拿着DV，就很难将镜头放在这里。还有就是合成影像的问题，数码化就是我们不用拍下来的影像，我们只要用很少的影像，在电脑里面合成，把没有的变成新的影像，这个就是观念上的完全改变。我们不用弄一个场景出来，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合成，现在就是电脑特效的问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很现实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