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旧书摊上得到一些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材料。我主要使用过当时高教部报送中央的长篇报告《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这个材料我还复印分送过几个同样对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的朋友。
在这个材料中，我引用较多的是关于钱锺书50年代的言论，主要是钱先生对当时一些政治问题和领袖人物的评价。文章发表后，我通过几个渠道听到了杨绛先生的一些意见，大体是说那些说法不实，是当时一些人谗害钱先生的说法，钱先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因为我是正面引述材料，以钱先生言论是钱先生真实说过的话为逻辑起点，然后推论钱先生的人格，作出了正面评价。因为没有细加分辨，可能引起一些误会。
钱先生早年的言论本身，今天看来可以认为是一种卓见，但在当时却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作为历史材料，我以为我们在使用时应当这样判断：
第一，钱先生当时说没有说过那样的话，现已不可对质，但从钱先生一生的言论风格观察，我认为他有可能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谗害他的人别有用心，是罗织罪名，但作为一种史料，不能说它没有意义，至少对我们研究钱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言论和思想是一个角度，这是当年谗害钱先生的人所不曾想到过的。
第二，历史已经过去，钱先生的言论是不是事实本身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个言论要放在钱先生身上？陷害钱先生的人肯定存在，他们为什么要谗害钱先生？
第三，当时高教部上报中央的报告是正式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印发的，既然是正式报告，说明得到了当时主管此事的官员认可。
第四，高教部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以一般的行政习惯判断，肯定来源于北京大学，也就是说，关于钱先生的言论肯定有一个初始的源头，不然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言论会写进上报最高当局的报告中。
当时上报这个会议的报告相当多，我亲见过约十几份，从文件的编号判断，会议的文件至少在一百件以上，多数是作为会议简报发下来的。《杨尚昆日记》中对此次会议有这样的记载：“1月16日至19日：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大会。这四天每天下午3时起，都是大会讨论。每天大约是四小时，有时也在五小时以上，发言不算很精彩，好的内容不多。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六十余人，还有二十多篇稿子决定付印，不再讲了。这几天很紧张，每晚必须安排明日的发言，催稿、看稿、交印，总是要到下半夜才能睡下，而第二天早上又要应付许多临时的事。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较以前几次都较乱。”（第2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如果当时有人认为钱先生的话不属实，从会议的简报判断是可以更正的，更正本身也要发简报。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看到此次会议的完整文件档案，所以只能根据同样的事例来做一个推断，这就是我要说的范文澜的一封信。
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简报中，有一份范文澜的信。信的内容是为一个同事辩诬。范文澜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所长，他参加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他看到会议印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之五”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中第三页第十四行有以下的话：“发表反动言论，政治上有重大嫌疑，如周遂宁（女）……”针对这段话，范文澜写了说明：
周遂宁于1954年11月由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同志介绍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据她自己写的材料和我们从旁了解的材料，此人情况如下：
周遂宁，女，现年二十八岁。她父亲周津时是民主人士，1949年在重庆被蒋匪杀害，她自己于1948年由天主教神甫毛振祥介绍获得天主教学校奖学金及出国护照，到美国那萨芮斯学院学习，后到辛城大学研究院，51年回到香港，在港与蔡国衡结婚。同年7月回到北京，因发现怀孕，不久又回到香港。1952年10月随丈夫到英国，并入曼彻斯特城的曼城艺术学校为临时学生，53年7月随丈夫到欧洲大陆旅行，同年8月回到香港。54年7月回国，经上海到北京。她丈夫蔡国衡原来是金陵大学学生，现在香港英商合义公司当职员，思想很落后，往来的人很复杂。据周本人讲，她和蔡离开的原因是蔡的思想与她的思想不同。
周遂宁到研究所工作一年多来，思想一般表现要求进步，如和丈夫的关系，要求离婚，曾到法院联系办理离婚手续，未得到法院同意，现仍准备离婚。一年多来周不断向组织上反映她的思想和生活情况，积极要求接近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她与香港的通讯情况也经常向组织交代。
周虽然工作能力较差，对工作也生疏，但态度表现积极，愿意学习理论。
依现在情况来看，此人很幼稚，生活经验不多，历史相当复杂，但是没有发现有反动活动，更没有反动言论。这一点我们所了解和当地公安机关的了解是相同的。
周与她丈夫蔡国衡的联系，目前仍不断通讯，因为蔡每月寄港币一百元（或二百元）作为她女儿的教养费（她带有一个三岁女孩）。
因此，关于留学生工作报告中有关周遂宁的一段话应请予考虑更正。
范文澜
1956年1月13日
因为我没有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完整文献，所以不敢说关于钱先生的言论，会议上没有人出来说明，如果有类似范文澜这样的说明，那当时就可以证明钱先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只能说当时高教部上报中央的报告很不严肃。如果将来有一天会议档案解密，我们会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可能当时就有人出来作了说明，而我没有看到这个材料。从钱先生后来的经历判断，那些写在报告中的言论并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与当时这个会议的主调有关，因为当时这个会议本来是要改善执政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对报告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反动言论，好像并没有太计较。因为就我所见到的报告来观察，当时写在报告中的有类似钱先生情况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个别的，比如中科院数学所，当时就批评了很多人，对孙以丰、赵民义，就是对华罗庚也评价不高。对北大的许多教授如唐钺、周炳琳、贺麟、沈履、梁启雄等都有批评，倒是对季羡林非常满意，报告认为：“季羡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见报告第48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在当时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检讨、汇报、揭发都有其时代特点，后人在使用当时的材料时，应当多加分析和尽可能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但在相关档案不能及时解密的情况下，对历史研究者所作的推断也要尽可能宽容，因为在档案封锁的情况下，了解历史真相的努力实在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