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一家旧书店里，同时看到两本青木正儿的书，没有犹豫就买下了，因为极便宜。青木正儿是日本有名的汉学家，与王国维、胡适多有交往。青木正儿的汉学著作，人们常提到的是《中国文学概说》和《中国近世戏曲史》。我这次看到的还有一本《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好像提到的人不多，书名是钱玄同题写的。记得子善兄在评论《周作人年谱》的修订本时，曾提到过这本书。子善说：“1933年12月，王俊瑜翻译的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此书由周作人校阅，增订本失录。”
我回家翻看这本书时，发现序言也是周作人写的。我查手边张菊香《周作人年谱》，果然没有著录。又查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周作人”丛书中的《资料索引》，在《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中也没有查到关于周作人这篇序言的记录。我手边没有钟叔河先生编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不知道里面收了周作人这篇序言没有，我想应该有这篇序言。从子善兄上面的话中可以判断，他好像没有直接看到青木正儿的这本书，如果看到了，他会提一下周作人的序言。周作人这篇序言后标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识于北平”，这本书的版权页上标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序言的时间会比书出版的时间稍晚，可理解为是书排好版以后，才有这篇序言的。
我对这篇序言的兴趣并非在于它是不是周作人的一篇佚文，而是在于这篇序言对于理解周作人后来的经历可能会有帮助，主要是周作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态度。
周作人在序言一开始就说：“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来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下很不容易解答。就现今的政治状态说，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可以和解的途径，但是从向来的文化关系上看时，两者之间具有甚深的因缘，轻易要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们本来无需多去攀认亲戚，特别是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不过事实仍是事实，世界文化中最奇特的例，‘中日’确是其一。这关系多么密切，却又多么疏远。日本古代的文字学艺以至政治制度差不多全以中国文化为本，但这个关系又全是友谊的，与一般由于征服而发生的文化接触经路截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很不多见，只有中国在晋唐时代与印度的关系略可相比。中国不曾替印度保留下多少古文化，但是接连地译出了几千卷的经典，又代办了极东的传道事业，这个工作也颇不小，日本则直接保存了中国的好些文物……”
接下来，周作人举了当年夏曾佑和钱玄同的哥哥钱恂在日本时的观感，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日本汉学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压力。周作人说：“日本今日虽有席卷东亚之志，看中国不在眼里，可是旧债还是不能抵赖。”周作人认为，中国对于侵略者固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但“若是救亡工作中不废学术，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资料及其研究成绩也就不能恝然置之，有时实在还需积极地加以注意才对”。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他后来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对一种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评价，常常会导致对存在那种文化的国度的特殊感觉，这在周氏兄弟身上都有体现，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可以说清的。周作人的这篇序言写在“九·一八”以后，他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基本判断和他后来的选择可以解释出某种关系，这对于我们走进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很有帮助。
